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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山里清凉石，恰似东坡凿井泉。
白足僧人冀檀施，鞠躬扛动表诚虔。
在乾隆眼中，这不过是山中和尚向善男信女们讨布施的一种手段而已。
乾隆的五台山之游路程虽近，也照例蠲免所过州县地丁钱粮十分之三。二十六年，又宣布将乾隆二十四年五台县民借缓征常、社、义三仓谷一千四百余石，二十五年民借常、社、义三仓谷四千余石，“通行豁免”。山西省是年受灾之石楼、阳曲等州县缓征各年旧欠银三千一百两，粮五万一千八百余石，谷八百余石“亦悉予加恩豁免”。四十六年，免五台县乾隆四十五年出借未完常平仓粮三千六百八十一石。五十一年，谕免山西忻州、代州、定襄、五台、惇县、繁峙乾隆五十年应缓征银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两，米三千八百六十余石。五十七年，谕免大同、朔平二府属未完粮一万八百四十八石，和林格尔厅未完米九百八十九石零。
除加恩百姓外，对办差人员经常赐给银两。如十五年，赏给山西巡抚阿里衮银一万两，作为修理道路营盘之用。二十六年，山西巡抚鄂弼在菩萨顶修建行宫，乾隆拨银两万两作工程费用。五十一年，乾隆又赏给一万两作五台县修理行宫费用。五十九年，再次拨给修理行宫银两万两。
秋狝和巡谒礼佛和祭孔：西巡五台礼佛（2）
乾隆每次巡幸五台都表示“一切供顿俱颁自内府，丝毫不累及闾阎”，但这完全是言不由衷。乾隆五巡五台时，河东商人报效赏银二十万两。乾隆打算把这笔钱花掉，询问山西巡抚伊桑阿办差情况。伊桑阿称：“晋省办理五台差务，所有桥梁及粘补行宫座落等项，向来例无开销，自抚臣以下至于知府共捐银八万两”《五台新志》，卷首，《巡幸》，8~9页。，希望乾隆将商人捐出的银子赏给大小官吏。他不得不如数拨给。但以前巡幸并无商人报效，乾隆最多赏给仅两万两，负担银两官僚们当然不会垫支，唯有转嫁百姓身上。
事实证明，地方官办差经费不足，便公开无偿调发百姓。如四十六年，雁平道缪其常驻五台山督办巡幸各差务。委员十余人到各乡调农民务出差役。县令王秉韬赴五台山见缪其常商量接驾事，沿路不断见到民工抬木头上山，便问民工每月雇价多少，回答：“道台饬乡保所拨，不给值也。橐已罄，饥不得食。”王秉韬见道台说：“銮辂西巡，供张之具通省官绅抒诚捐办，非此寻常徭役借资民力也，五台贫瘠，山谷之民，糠麸恒不饱，今乃使枵腹就役，币月逃亡且尽，翠华莅止，设有在道旁呼冤者，公能任其咎乎？”道台推说此乃局员所为。王秉韬立即去差局讯问，“有同知某者，势甚张，厉声辨难，秉韬怒拔佩刀”，经县令如此力争，民工才得到了一点工钱。王秉韬又提出，办大工不能不用土，别的地方土取之不尽，而五台山有石无土，农民用石砌池，山水淤土入池为田，现在官工取土尽从池中，田主在道哭泣，“乞与修复费，使之再淤成田”《五台新志》，卷3，《名宦》，14页。。王秉韬这样的官吏是很少见的。道台缪其常表面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暗中却致信给山西巡抚以派王秉韬押解军饷为名，将他调走。
山中雪水煮三清，大邑瓷瓯入手轻。屏去姜盐嫌杂和，招来风月试问评。迨添今夕灯前趣，宛忆当年霁后程。
这首诗是乾隆所作的《雪中茶》，他还作注谓：“水以最轻者为佳，此处水较京都玉泉为重，惟雪水比玉泉犹轻云。”乾隆安适地坐在菩萨顶行宫里有滋有味地品着雪水茶时，已把那些饿着肚子当差的五台县农民抛到九霄云外了。
秋狝和巡谒礼佛和祭孔：东巡山东祭孔（1）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鼻祖。乾隆帝曾作诗颂扬这位历来受人推崇备至的大圣人说：
礼原尼父定，文是素王重。用以将钦若，因希尚鉴兹。一贯天道性，万古帝王师。
孔子在他生活的春秋时代，因为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他主张恢复周礼，与时代精神不适应，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他发出哀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卷47。死后只因他教过的学生众多，鲁哀公谥其为“尼父”而已。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经过改造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的地位随之显赫起来，直至清朝优礼有加。
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的联合政权，孔子是传统封建文化的象征，清朝很重视孔子的这种特殊地位。还在关外时，就在盛京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入关后在北京国子监旁建起孔庙，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清史稿？礼志三》，卷84。。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南巡江浙回程途中，康熙帝亲自去曲阜祭祀孔子，写下“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清圣祖实录》，卷117，28页。并调拨内帑，重修孔庙，三十二年（1693年）新修孔庙落成，特派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前往致祭。雍正二年（1724年）孔庙失火，清政府再次拨款修葺。八年，孔庙完工，雍正又派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暻前往告祭。
如把清朝皇帝的尊孔看做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乾隆则在清朝皇帝中应列为第一。乾隆于十三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五十五年，专门前往山东祭祀孔子。另外他在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和四十九年南巡时，特地路过曲阜祭孔。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乾隆先后八次到当地向孔子顶礼膜拜，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历史记录。
东巡缘由，乾隆帝曾有一段自白，他说：
朕幼诵简编，心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训为法程。御极以来，觉世牖民，式型至道，愿学之初，如见羹墙，辟雍钟鼓，躬亲殷荐，而未登阙里之堂，观车服礼器，心甚歉焉。……思以来年春孟月，东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坛，瞻仰宫墙，申景行之夙志。复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灵岳，坤德资生，近在鲁邦，宜崇报飨。朕不敢违，爰遵慈训，亲奉銮舆，秩于岱宗，用答鸿贶。旋跸青齐，观风布泽，以昭崇圣法祖教孝省方钜典。《清高宗实录》，卷292，1~2页。
由此可见，乾隆东巡目的有三：一是乾隆敬重孔子，他的父亲、祖父、包括弟弟弘昼都到过曲阜亲奠孔林，因此，他也要亲自前往敬礼先贤。二是泰山号称“五岳之尊”，是自秦始皇起作为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地方，他当然要去祭祀一番，只是以奉太后的旨意为名，以避游山玩水之嫌。三是观风问俗，加恩地方。曲阜位于北京东南方向，乾隆的上谕明确提出“东巡狩”，所以清官书把他巡幸山东称为东巡。乾隆前往东北，被称为“恭谒盛京祖陵”或简称“谒祖陵”《清高宗实录》，卷189，9页。。曲阜和盛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在北京正东。若从乾隆出巡路线上看，盛京谒陵，一般情况是从北京向北经怀柔、密云出古北口长城，走承德，先北后东。曲阜祭孔，一般是由南向东，加上清朝把山东省简称“东省”，如“赵殿最等奏，筹酌东省运河各事宜”《清高宗实录》，卷51，23页。。若把盛京谒陵称为东巡，就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东巡共五次。首次东巡于十三年（1748年）二月四日，乾隆奉皇太后由北京出发，途中驻跸赵北口阅水围，经德州至曲阜。在曲阜谒孔庙、孔林，祭少昊陵、周公陵，留曲柄黄伞供大成殿。从曲阜至泰安府，乾隆奉皇太后登泰山，三月初四到达济南府。在济南游览趵突泉、历下亭，谒帝舜庙。回銮至德州，皇后富察氏病逝船中。三月十七日返京。
二次东巡始于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十三日，乾隆从北京出发（可能明年还要南巡，故此次皇太后未同行）后，闻策楞奏报擒阿睦尔撒纳，乾隆命改赴泰陵（雍正陵，位河北易县）以告成功。然后乾隆于二月十七日出发赴山东，沿途仍经德州、泰安，三月初一至曲阜。乾隆如前谒孔庙、孔林、少昊陵、周公庙，然后回跸，由陆路于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
三次东巡由三十六年（1771年）二月初三启行，乾隆奉皇太后从北京出发，老太后年已八十，陆路不便，从武清县宝稼营乘船走水路，扈从官员仍陆行。至德州后乾隆奉皇太后上岸。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奉皇太后登泰山，岱岳拈香，为皇太后祈寿是本次东巡主要内容。三月初四至曲阜，乾隆从事祭孔活动后，至济宁乘船返京，四月初七到达北京。
四次东巡为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以平定两金川、告成阙里为由东巡。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奉皇太后从北京至武清，仍在宝稼营乘船，至德州登陆。乾隆登泰山，老太后未行。三月二十四日，乾隆与皇太后至曲阜祭孔子，回程仍至济宁乘船，四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
五次东巡，从五十五年（1790年）二月初八开始，乾隆以八十高龄再次上路，他先至东陵（今河北遵化），后至西陵（河北易县）谒陵毕，然后走陆路至泰安府，登泰山，三月十四日至曲阜祭孔子，回銮时从济宁上船，途经天津，四月十五日回到北京。
东巡祭孔，活动很多，首要在崇儒重道。乾隆祭祀孔子的活动非常庄重。到曲阜当天，即至孔庙行礼，第二天，至大成门下轿，步入大成殿孔子像前，行三跪九拜礼。然后，乾隆又到诗礼堂，命令孔府举人孔继汾讲解《中庸》，贡生孔继涑讲解《周易》。之后，乾隆发表上谕，强调清政府对孔子的敬重，希望孔子后人修身慎行，做学子表率。接着乾隆前往孔林，至孔子墓前，行三拜礼。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