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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三年三谒祖陵。前一年九月乾隆发布上谕：“拟于明年秋间诣盛京恭谒祖陵以申积悃，所有跸路往来俱由内地出山海关而行，于置地安营较为妥便。”因为这年之初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去世，他尚在二十七月服内，又规定途中不行围，至盛京时不升殿不筵宴，朝鲜国不用遣使朝贺，蒙古王公毋庸朝觐。乾隆此次赴盛京，去路为新的一条，而返程与前两次回程路线相似。从北京城出发后，经三河、丰润等县后，即循渤海沿岸行走，乾隆自己也说：“此次前诣盛京，恭谒祖陵，跸途循海而行。”《清高宗实录》，卷1064，4页。七月二十日从北京启銮，八月十七日已抵永陵。可能是生母去世的缘故，乾隆谒永陵时，触景生情，“未至碑亭，即降舆恸哭。步入启运门，诣宝城前行礼，躬奠哀恸”《清高宗实录》，卷1065，4页。。年已六十八岁的乾隆这一哭，随从的王公大臣文武官员当然也要跟着落泪，并且谒福陵，谒昭陵，乾隆都是未走到碑亭即失声痛哭，以后谒陵时放声大哭就成为一项固定的仪式。九月初二，乾隆回返，二十六日到达北京，历时仅六十六天，为时间最短的一次。
乾隆四十八年四谒祖陵。按照乾隆上谕的日程是：“朕于五月二十四日启銮至热河，驻跸避暑山庄。七月十一日即由热河至盛京、兴京恭谒祖陵。”但由于是年节气较晚，七月十一日仍在三伏之内，气候炎热又赶上雨季，道路泥泞，不便大队人马行走，乃推迟至八月十六日从承德启銮。乾隆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不能驰马行围，所以取较近的行军路线，直趋盛京。乾隆从避暑山庄起程后，经塔子沟、叶博爱、三座塔（以上地点均属今辽宁省），由九宫台边门入盛京界。因为必须首先祭永陵，乾隆由盛京城西北的老边、大台、莲花套、尚家河，于九月初十日抵永陵，开始谒陵活动。九月二十二日从盛京城回返，十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历时近五个月。
谒陵的耗费是巨大的。乾隆四诣盛京谒陵，每次都是携带大队人马，途经直隶、内蒙古、吉林、盛京四省区，无论对清政府还是各省区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仅乾隆八年第一次东巡携带各种物资打前站的先遣人员，就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并各项官兵拜唐阿等共两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清高宗实录》，卷194，4页。。迄今尚未发现乾隆谒陵随行人员的总数，但有两个数字可供参考，一个是从牧场派马六千匹送博罗和屯供途中更换，另一个是在昭乌达盟之博罗额尔吉等处贮米三千石接济随驾人员。乾隆到此后，将贮粮赏赐扈从人员共用去一千五百九十石，据此可推知随行人员肯定不会超过万人，大致五六千人。就这个数字而言，其花费也是够大的了。出发之前，乾隆即赏赐大笔银两给随行人员作为整装费用：侍卫章京，各赏银六十两；杂项差使官员各赏银三十两；护军拜唐阿披甲匠役，各赏六个月钱粮；满汉文官、笔帖式、博士、天文生等分别数十两。随行人员使用七八百辆大车，多是从大兴、宛平等县花高价雇来的。沿途经由内蒙昭乌达、卓索图、哲里木三盟地方，都负接济供应之责。仅行围一事，喀喇沁、翁牛特二旗就要派出捕户一千名协助围猎。另外还有“喀喇沁哨鹿人枪手六名，扈从枪手十名，哈玛尔行走人三十名，打鹿鸟枪手四十名，索伦墨尔根三十名，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旗内派向导一百名，长枪手一百六十名，驮车二百余辆”《清高宗实录》，卷183，3页。。由口外进克尔素边门后，则归盛京地区供应，据将军额尔图奏称：“自营河以至长岭，应修道路、桥梁皆不用民夫，除臣等自率所属旗下官员兵丁平垫搭造外，所需薪炭，并令兵丁于有木之处伐取，仍令盛京工部带领屯丁烧造，运至尖宿顿次备用。如经过地方乏水，必须掘井备汲，在围场则专派兵丁，在边界则旗民共役。”《清高宗实录》，卷188，9~10页。盛京本是产粮区，为保证大批人马的食用，事先还禁止商贩外运粮食。八年谒陵礼成后，乾隆赏赐有功人员，盛京地区官兵人役获赏人数竟有二万八千人，足见动用人力之巨。至于谒陵所携带的拆合轿、马上銮驾、蒙古画角、细乐等器皿，或先期派专人送往盛京，或携带行军中用，还有供乾隆和扈驾人员住宿途中使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物资，又岂能用银两来计算？所幸的是谒陵人员行进路线大部分在人烟稀少之地，或时间在农闲季节，农业受害略轻。
秋狝和巡谒谒祖陵申孝思：临幸有益（1）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崛起充满着奥妙。满族本是一个后进民族，但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的率领下，从16世纪末开始，在短短半个世纪，就由小到大，从弱变强，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称汗建国，战胜农民军，横扫残明，收拾金瓯，建立起统治全中国的一代大清朝。努尔哈赤当年以“甲仅十三，人不满百”起兵，对此，后世子孙不但丝毫没有感到遗憾，完全相反，非常引以为自豪。历代清朝统治者几乎一致认为这是进行创业和治国教育的最好典范，他们每每以此大作文章，直到将其神化，增强威力。康熙三次东巡谒陵，一次是以“寰宇一统”，一次是平定三藩之乱“云南等处底定”，一次以“三次亲征，剿灭噶尔丹”，都说是“祖宗庇佑所致”，所以要谒陵告祭。
乾隆帝是饱读经史的清朝皇帝，他深知清朝的勃兴，在中国历史上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业绩，都毫无逊色，所以他不辞辛劳，肯于耗费巨额财富，比他崇拜的祖父还多一次东巡拜谒祖陵。如他所说，“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他觉得对爱新觉罗子孙并当朝文武群臣进行这些活动，是值得的。他在谒陵路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盛京为我朝龙兴之地”，“盛京为我朝定都创业之地”，“盛京为本朝王迹肇基之地”，“盛京为本朝根本重地”等等，皆出于让他们不忘初始这一目的。途中所历宁远、锦州、广宁等城，松山、杏山、大凌河、萨尔浒、尚间崖、浑河等处古战场，无不畅心抒怀，尤其对他个人。在乾隆看来，重游这些故地，使他得以“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而兴思，拜旧里松楸而感怆，自必凛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乾隆要求他的子孙后代经常来盛京谒陵，从中了解先祖创业的艰辛，知后人肩上的重任，并且说，如果以后有大臣反对皇帝往盛京谒陵，“此即我朝之乱臣贼子，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毋赦”。他还警告他的子孙，若把祭陵视为游览古迹而毫无动情，就是天良丧尽，“实不愿我后嗣之若此也”。乾隆在第三次谒陵时宣布：“盛京为根本重地，发祥所自，后世不可不躬亲阅历。”《清高宗实录》，卷1066，6页。他还规定以后每隔三年，即派皇子二三人恭谒祖陵，于秋冬间出发，轻装简从，使皇子们历览陪都风土，“感天佑而仰祖功”，把谒陵作为对爱新觉罗子孙进行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
行围阅武，整饬军队。盛京地区既是清朝的陪都，又是国防重地，清政府在东北地区驻八旗兵守卫四十四处，总兵力达三万五千三百余人，仅次于京城驻兵。八旗兵至乾隆年间战斗力呈下降趋势，使他特别关心保持关外八旗兵的战斗力。乾隆八年首次东巡，乾隆帝多次行围，盛京官兵参加围猎的就有随围兵一千名，虎枪手五百名。他强调：“盛京乃我朝肇基之地，人心朴实，风俗淳厚。朕此次恭谒祖陵巡幸至此，见其兵丁汉仗俱好，行围演武均属熟练整齐。至其淳朴旧俗百余年来未尝少失，朕甚嘉悦。国本攸关，最为紧要！”《清高宗实录》，卷201，19页。乾隆亲自在盛京城内讲武台大阅八旗官兵，嘉奖参加检阅的五千余名官兵金牌六十四个、银牌五千一百七十四个。十九年，乾隆途经吉林，也一路行围，还表扬随围吉林官兵，“弓马可观，尚能不忘旧习”《清高宗实录》，卷470，5页。，吩咐奖给吉林官员撒袋、腰刀、蟒缎、大缎等物。盛京宗室嵩年曾因滥责民人革职，乾隆以嵩年勤学弓马，武艺出众，命令加恩保留奉恩将军职务，并说此系格外曲成，“宗室内若骑射生疏，不得希冀如此宽典也”《清高宗实录》，卷472，17页。。后两次谒陵，乾隆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虽不便行围讲武，仍然通过校阅兵丁，检阅盛京、吉林官员射箭等办法来加强武备。
查考吏治。乾隆在谒陵过程中比较注意考察地方吏治情况。清政府在陪都盛京设户、礼、兵、刑、工五部，从前五部司员皆由本地人员补放，“彼此交通，蒙混舞弊”，因此改由京城部员调补。乾隆注意到这种情况影响当地人升迁，乃改为一半由本地应升人员补用，一半京城补放，以照顾地方旗人利益。乾隆还裁汰了户、工两部汉员，使机构精干。礼部侍郎世臣预备祭器“俱甚潦草，且多错误”，所作诗文中又有“秋色招人懒上朝”句，根本不把政务放在心上。乾隆下令将世臣革职充军黑龙江，并晓谕盛京各官，有不安心供职，妄以诗酒陶情，废弛公务者，“朕必重治其罪”，还告诉将此旨悬挂公署中，“令触目警心，永垂炯鉴”。《清高宗实录》，卷472，21页。乾隆在驻跸路上，发现直隶、盛京“城垣甚是残缺，想各处似此者必多”，又有下令修缮城垣之举，盛京地区共修筑十八处城垣，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修缮城垣的活动。
维系满洲旧俗。盛京是满族的故乡，也是满族风俗习惯保留较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