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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苹香沁20.万树园21.试马埭
22.嘉树轩23.乐成阁24.宿云檐
25.澄观斋26.翠云岩27.罨画窗
28.凌太虚29.千尺雪30.宁静斋
31.玉琴轩32.临芳墅33.知鱼矶
34.涌翠岩35.素尚斋36.永恬居
西方许多传教士把避暑山庄称为“夏宫”,是非常有道理的。乾隆每次到木兰行围,除数千八旗兵扈从外,还要由他事先指派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各部主要官员一同前往,协助处理军政事务。为了不影响政府职能的运行,规定中央各部门及各省的寻常报告(题本)每三天一次由驿站递送热河;至于紧急报告,则按其程限(日行五百里或六百里)随时递送。若有特殊军报,即使是乾隆正在木兰围场中,也可以立刻作出批复。赵翼对此有记载说:“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赵翼:《簷曝杂记》,卷1,《军机直舍》。这段记载反映在任何情况下,乾隆都牢牢控制着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力。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以后,乾隆每年五月就前往避暑山庄。随着年事的增高,行围的活动越来越少,在避暑山庄办事的时间相对较多,显出这个地方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几乎成了清朝第二个都城。如果考虑到乾隆除出塞避暑行围外,还经常巡游他省,实际上有些年份他在北京待的时间还不如在承德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月南巡江浙,五月往避暑山庄,这一年只在北京待了三个月而已。
秋狝和巡谒木兰秋狝:怀柔蒙古(2)
乾隆执政期间,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问题。其中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避暑山庄做出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夏天,打破以前八月份木兰秋狝的惯例,五月六日就从北京动身了,乾隆是为完成一次重要政治活动前往避暑山庄的。原来上一年冬天,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广大牧民因厄鲁特内部长期战乱,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的率领下,三千多户、一万多人投奔清朝而来。这是厄鲁特蒙古第一次如水如潮大规模地投降清朝。乾隆驳斥了部分人以为降众“似非叵测”的错误看法,下令调拨大批粮食牲畜接济降众,其中一次就“赏给车凌、车凌乌巴什羊各五千只,车凌孟克羊三千只,以资养赡”《清高宗实录》,卷458,6页。,使他们强烈地感到祖国的温暖。乾隆赶到避暑山庄后,立即接见了等待已久的三车凌及其随员,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其他人分别为贝子、公、台吉等官,赐给大批银两、财物。《清高宗实录》,卷464,16页。乾隆还在万树园多次大摆宴席,招待三车凌及全国其他地方赶来的蒙古王公。乾隆善讲蒙古语,直接用蒙古语和车凌等人交谈,使来者感到亲切,并从中了解了大量准噶尔内部的真实情况,因此毅然决定:“明年由阿尔台(泰)、巴里坤二路进兵。”
十九年十一月,乾隆又冒着严寒再次从北京前往避暑山庄。乾隆一年之中两次打破常规出塞,是因为西北战场形势又突然发生了变化,他必须接见阿睦尔撒纳,以最后决定部署对准噶尔部用兵问题。准噶尔部本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但从其首领噶尔丹起,长期控制其他三部。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为争夺汗位,准部陷入长期动乱,阿睦尔撒纳出身辉特部贵族,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站在噶尔丹策零的幼子策妄达什一边,失败后又支持准噶尔贵族达瓦齐。达瓦齐当上准噶尔汗后,与阿睦尔撒纳爆发了重新争夺汗位的战争。阿睦尔撒纳被打败,于十九年(1754年)七月率兵五千、妇女人众两万投降清朝。因为军情重大,乾隆乘马仅用三天时间赶到热河,阿睦尔撒纳在广仁岭迎接。乾隆为表示对他的重视,行抱见礼,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并赐上(指乾隆)驷舆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詟服!’”昭梿:《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通过这次接见,乾隆将出兵日期由四月改为二月,为顺利消灭准噶尔割据势力创造了条件。
秋狝和巡谒木兰秋狝:修建寺庙
清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已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了维护清朝的最高统治,清所采取的措施和明朝多有不同。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在北部的辽远而又漫长的边境地区,明朝大修长城,以此限隔内外,驻军守卫。清朝则相反,这个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来自长城之外,所以一旦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便不再修长城了。康熙帝曾就此而言:“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21页。
长城内外都是中华民族的家乡。清朝根据北部边境地区的大量蒙古族、藏族、满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崇信喇嘛教的实际情况,大力提倡喇嘛教,既使这些少数民族“民心悦”,也使他们从思想上愿意接受清朝的统治。当时在避暑山庄北面和东面起伏不平的山峦之间,星罗棋布地矗立着金碧辉煌的寺庙群,即因此而建。寺庙群共十一座,其中八座是乾隆年间兴建的,有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在《御制普乐寺碑记》中,说出了建筑这些寺庙的原因。他说:“惟大蒙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杜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承德府志》,卷19,30页,载《高宗御制普乐寺碑记》。这些喇嘛庙是随着准噶尔、西藏问题的解决由乾隆亲自下令修建的。
普宁寺,位于避暑山庄东北五里(或说五公里)狮子沟。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清军两路进入伊犁后俘虏了准噶尔汗达瓦齐,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问题。十月,乾隆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绰罗斯、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台吉,“各封以汗、王、贝勒、贝子、公”,如内、外蒙古设立盟旗制。乾隆因当年皇祖定喀尔喀时,曾在多伦诺尔建汇宗寺,“以一众志”,决定“式循旧章”而修建普宁寺。乾隆因为蒙古族“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普宁寺的主体建筑是“大乘之阁”,内有巨大的木雕千手千眼菩萨立像。因此也被称为大佛寺。
安远庙,俗称伊犁庙,位于避暑山庄东北山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准噶尔降人达什达瓦部迁居山下附近,二十九年乾隆下令仿新疆伊犁河北岸固尔扎庙样式建造了此庙。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尔撒纳发动反清叛乱,固尔扎庙被烧毀。达什达瓦部忠于清朝,坚决反对叛乱,清政府将其迁移到热河居住,建筑此庙,就是“怀柔远人”,满足他们宗教活动的需要。据说庙建成时,正赶上杜尔伯特郡王车凌乌巴什来承德避暑山庄朝觐,看到此庙感到格外亲切,他说:“琳宫晃耀,妙相庄严,不啻曩时固尔扎礼都纲闻呗赞也”,仿佛又回到了伊犁河畔固尔扎庙一样。安远庙的主体建筑是“普渡殿”,内供大型木雕地藏王像,墙壁绘有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壁画。
普陀宗乘之庙,位于避暑山庄以北一里左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为乾隆的六十大寿,次年是他母亲钮祜禄氏八十大寿。是时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王公台吉及维吾尔族首领“联轸偕徕,胪欢祝嘏”,即为乾隆与其母祝寿。因为他们大多信奉喇嘛教,乾隆下令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此庙,从乾隆三十二年动工,三十六年修成。当此庙修成之后,恰巧发生了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一事。土尔扈特原是厄鲁特四部之一,因受准噶尔部的压迫,明崇祯元年(1628年)迁往伏尔加河下游,沙俄控制伏尔加河流域以后,不断向土尔扈特部征兵索贡,插手该部内部事务,因此遭到以渥巴锡汗为首的广大部众的强烈反抗。乾隆三十五年,渥巴锡汗毅然率全部三万多户十六万多人返回祖国,沿途历尽千难万险,到达伊犁时“仅以半计”。乾隆妥善安置土尔扈特牧民之后,亲自写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立碑于普陀宗乘之庙内,并且得意地说:“山庄之普陀与西藏之普陀,一如印度之普陀”《承德府志》,卷19,35页。,布达拉宫译成汉语就是普陀宗乘之庙。
须弥福寿之庙,位于普陀宗乘之庙东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的七十寿诞。早在两年前,六世班禅就表示“欲来称祝”《清高宗实录》,卷1072,28页。,乾隆专门派出皇六子出口迎接。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赴北京,清朝为其造西黄寺供居住。乾隆因此下令在承德又为班禅建造行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仿班禅在日喀则所居札什伦布寺而兴建的,藏语札什伦布,汉译即为须弥福寿之庙。乾隆想得可谓周到。
乾隆帝大兴寺庙,他本身并不完全信佛,但他深知“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清高宗实录》,卷1427,7页。。利用藏传佛教统治少数民族,是自皇太极以来的一贯政策。然而,顺治年间,五世达赖来京,“实以敦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