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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过而弗改，并欺朕而益肆者，亦不肯稍宽。”让开泰继续监视调查鄂弥达。《清高宗实录》，卷261，33页。
为了整饬吏冶，乾隆帝以各地督抚为重点，密查暗访，不论满、汉，一律对待，身为督抚者，有时遵旨调查别人，同时也被别人调查。虽然这种手段并不光彩，但是乾隆通过督抚的日常奏章和指派官员的秘密报告，起到了监督封疆大吏的作用，他们因此不敢欺君虐民，必须实心任事，有效地保证了大清帝国这架统治机器在经过百年的漫长岁月之后仍能正常运转。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严惩贪官（1）
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的一天，北京城内死了一个凿石匠。死者名叫俞君弼，生前在工部以凿石为业，早年丧子，嗣孙年幼，晚景凄凉。而出乎意料的是丧事办得非常像样，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詹事府詹事陈浩四处照应，大学士徐本、赵国麟亲临吊祭，张廷玉也派人送柬慰问。全城为之轰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不久，这件事就作为官吏贪赃枉法的案件被举报了。乾隆也知道俞君弼原充工部凿匠，积攒大笔家资，病故无子，其义女之婿许秉义欺其嗣孙年幼，图谋占有其家产，竟以婿名主丧，因向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他遍邀汉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于是达官贵人往者颇多。乾隆以清朝统治者的眼光视这些人“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不成国体，著传旨严行申饬。《清高宗实录》，卷129，10~11页。但是，转到第二年三月，“直陈无隐”的仲永檀进一步密奏，指出这是一起重大的官员贪污案件，提督鄂善受贿至万金（自认白银千两），侍郎吴家骐亦曾得俞姓银二千五百两，等等。乾隆开始不大相信仲永檀所奏是实，经过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等人按治得实，终于将鄂善处死，许秉义论罪如律，许王猷、吴家骐、陈浩被革职。《清史稿？仲永檀传》，卷306；《清高宗实录》，卷140，17~19页。贪污的问题是严重的，总的来看，乾隆初期惩处贪官污吏也是雷厉风行的，这表现在：
1。从重惩处受贿的高级官员。乾隆元年（1736年），刑部尚书傅鼐向商人王慎德借银两千两，尚书乃当朝一品大官，俸禄优厚，分明是索贿，王慎德因此不借，傅鼐家人仗势要求非借不可，王慎德只好屈服，答应借给两千五百两银子。案发后傅鼐被处以革职纳赎。《清史列传？傅鼐传》，卷15；《清高宗实录》，卷24，10~11页。三年，工部尚书赵宏恩接受许登瀛馈赠银两，事发后大学士九卿按惯例议处革职罪，以为乾隆能从轻发落，因为“恩出自上”，向来如此。岂料乾隆反以为太轻，将赵宏恩依议革职后，还令其自备行李路费，前往西北军营效力，并警告众大臣，“当各自儆省，以赵宏恩为戒”《清高宗实录》，卷72，21~22页。。五年，川陕总督鄂弥达被查出在广东任职期间，听任家人勾结琼州知府袁安煜贪污银上万两，乾隆将鄂弥达革职之外，又因鄂弥达曾在他面前说袁安煜好话，严重失职，特令把袁安煜应赔退贪污银两数，“著鄂弥达照数另赔一倍，以示罚惩”《消高宗实录》，卷114，22页。。六年，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疏参学政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在当地声名狼藉；布政使萨哈谅科派属员，重收入库尾银，库吏禁止，萨哈谅竟斥责库吏胆小，请求将二人革职。乾隆决定从严办理，“交与三法司，从重定拟，以昭炯戒”。是年七月，萨哈谅因贪赃一千六百余两被处绞监候，喀尔钦则被处死。以上据《清高宗实录》，卷138~146，有关此案之记载。
2．从重处理狡猾抵赖转移财产之人。浙江巡抚卢焯在任内广收贿赂，“凡委署知县，俱有馈送，以缺之大小，为数之多寡”。嘉兴县知县阎沛年送给卢焯白银两千两，卢焯就立即将其提升为通判。六年（1741年），嘉兴府相乡县有一富户汪姓子弟为分家产，贿赂知府杨景震银三万两，又托杨景震转送卢焯银五万两，引起物议。闽浙总督德沛遂派人调查此事，卢焯见事不妙，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首先题参杨景震，又参劾湖州府乌程县革职闲居道员费谦流轻信诬奸，其幕客得银五百两一事，企图混淆视听，转移舆论。乾隆派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尔审理此案。由于德沛等人立功心切，进行威逼，布政使吕守曾自杀，案内要犯杖死数人，又造伪证，把几十件皮绵衣服送到卢焯家，舆论大哗，卢焯的部下趁机鼓动数百人上街闹事，“要求释放卢巡抚，推倒副都统衙门鼓亭栅门”。乾隆不为这种假象迷惑，他一方面严厉批评德沛等人严刑逼供的过激做法，同时要求德沛等人继续追查。《清高宗实录》，卷155，24~25页。终于将卢焯、杨景震等人受贿事实一一查清，判卢焯绞监候。后来卢焯将全部赃款退还，按规定可以免于处罚，乾隆仍将其发往北路军台效力。
乾隆十一年（1746年），江南河道总督白钟山被揭发贪污河工银数万两。白钟山非常诡诈，办案人员查封了他在北京的住宅，连搜出白银加上房产合计不过几千两，罪名似乎不成立。乾隆指示此案负责者吉庆扩大线索，务须追回赃款，并限定日期，必须了结。吉庆将调查范围由北京扩大到安徽，结果查出“有淮北商人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又程致中女婿汪绍衣在清江开当铺，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又商人程容德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又商人程迁益代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代为生运”。仅在盐商手中就存有十万两之巨，原来白钟山是个大贪官，他的赃款全部被没收，只是因为他有兴修水利长技，因此免其一死，被派往治河工地充役。《清高宗实录》，卷270，24~26页；《清史稿？白钟山传》，卷310。
3．从严惩处州县官亏空钱粮案件。清朝初期地方办公费用不足，特别遇有兴兵打仗，谒陵祭祖，秋狝围猎或水利工程等重大开支时，常令地方官设法办理。所谓设法不外乎两种，或预征百姓，或挪用公款，结果经常是寅吃卯粮，连年财政赤字，当时称之为“钱粮亏空”。其中地方官借办理公务之机，上下其手，侵吞公款，成为钱粮亏空的重要原因，为此，雍正朝曾严迫亏空，很多地方官因此被抄没家私抵补亏空。乾隆继位后，为从根本上杜绝钱粮亏空、澄清吏治，规定凡有军国大事，一律动用国库钱粮，以防止地方官假公济私，亏空钱粮。然而，乾隆十年前后，各州县官员亏空钱粮之事不断发生。而各地方督抚并不认真清查，甚至对亏空州县官员多加庇护，乾隆不得不采取如下几个办法给予惩治。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严惩贪官（2）
办法之一是恢复上司分赔之例。乾隆九年（1744年），山西浑源知州刘廷诏于八月初六被参革，第二天就病逝，留下大笔亏空。显然其上级有意纵容，知道刘廷诏必死无疑，才将其亏空揭发，倚仗朝廷不能向死人算账要钱，企图因此一笔勾销。乾隆回忆起雍正年间有属员亏空，上司分赔之例，由于奉行严苛，上下知所畏惧，此类案甚少，近年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因此他虽然不得不放过刘廷诏，却宣布“刘廷诏未完亏空银两米谷，著该上司巡抚以下分赔，并传谕各督抚知之”《清高宗实录》，卷289，30~31页。。十二年，江西巡抚开泰题参万安知县马淇瑞侵亏案件，“据称该府于十一月内盘查，并无短少”。马淇瑞丁忧离任，距盘查不及半年时间，该县竟查出亏空五千多两。事情很清楚，知府“明知挪借掩饰，转令自行弥补”。没想到马淇瑞丁忧必须离任，已无法遮盖才提出参劾。乾隆命令到马淇瑞原籍追查，如马淇瑞不能补完，则由开泰等人赔补。谕令以后凡遇这类情况，一律依此办理。《清高宗实录》，卷292，9~10页。
办法之二是修改侵贪条例。直隶涿州知州张德荣，贪赃枉法罪恶多端，按律应处斩首。但张德荣任内亏空银两数目很大，按处理亏空条例规定，亏空银两若没有补足，应留待下一年处理。乾隆审理此案时，感到如此规定很不合理，“未完者转得邀缓决之恩，而全完者反抵于法，则侵欺之犯，惟以托欠帑项为幸免之计，谁复将亏空之项完补？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乾隆特将侵贪条例修改，规定自乾隆十二年起，再宽限三年，凡亏空银粮之案犯必须补足亏额，否则按律治罪，表明他决心“欲惩一儆百，以息贪风”《清高宗实录》，卷298，7~8页。。
办法之三是坚决镇压以身试法者。乾隆十二年修改侵贪条例后，全国各地贪风多少有些好转，钱粮亏空案件也减少许多。虽然这年底陕西省曾将李铭盘、吴浩、丁棻三个亏空案件列入报请死刑案内，乾隆认为侵蚀毕竟与贪污有区别，法外施仁，又给他们一年期限令其完补。于是州县官们错误地以为乾隆仅是说说而已，仍旧置若罔闻，大肆侵吞国帑，甚至宁愿杀头也不肯交出公款。云南的戴朝冠，手段十分恶劣，把库银运回原籍购买房屋土地，“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瘐死了事，刘樵侵蚀多至累万，而伊子且携资捐纳”。乾隆大声疾呼，“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是锧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从这年十月起，凡侵贪官员逾限未完列入情实（即证据无误）者一律立即斩首。《清高宗实录》，卷349，13~17页。十四年，戴朝冠、刘樵、荣大成、臧根嵩等人都被杀头。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打击朋党（1）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中产生朋党现象至少已有两千年了。汉、唐、宋、明都有，宋朝欧阳修为此而写过《朋党论》。及至清朝，也是始终存在，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