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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是陶醉在祖先业绩上，而是着意摆在自己面前的问题。乾隆对所遇到的风俗看法是：“朕澄心静观，今日之人心风俗，居官者以忠厚正直为心，而身家利禄之念胥泯，未能也；为士者以道德文章为重，而侥幸冒进之志不萌，未能也；民皆家给人足渐臻端良朴愿之风，未能也；兵皆有勇知方，足备干城腹心之选，未能也。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持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坠耳。”在他看来，达到“久安长治”的“圣人之治”，距离还遥远，他告诫群臣，《易经》所说，“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我君臣其共勉之”。《清高宗实录》，卷146，22～26页。面前的隐忧，也使他不容乐观。他说：“目今生齿日众，民食愈艰，使猝遇旱干水溢，其将何以为计，我君臣不及时筹画，又将何待，岁月如流，迄以无成。乃曰：‘俟诸后人’，不几为天下后世笑乎。似此因循苟且之习不改，竟与乡愿无异，则朕一乡愿之主矣，朕实赧焉！”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用今天的话说：“老好人，是道德的大敌。”乾隆不想做一个稀里糊涂的皇帝，对大臣们因循守旧感到惭愧，批评当时的大臣“虽未显有废弛之实绩，而诸臣情形宽缓因循之意多，而恪共振作之意少”《清高宗实录》，卷161，5页；卷188，2页。。如此等等，乾隆初年说了很多类似的话，意思就是从居安思危的思想出发，认为当时的吏治很有问题。具体言之，乾隆揭露出来的主要有：
1．请客送礼，大摆酒席。送礼主要是下级给上级，最初与清代税收有关。税收有银米两项。从农民手中收上来的是散银，要熔铸成五十两重的大银锭上交国库，熔铸时会发生一些损耗，叫做“火耗”。粮食征收后，老鼠盗麻雀啄加上风吹雨淋保管不周，也要有一定损失，叫做“雀耗”。所以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每石粮食多收几升，统称为征收“耗羡”，但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银子常加至一钱以上，高的达四五钱之多。这是因为清朝官员俸禄低，如一品大学士才年俸一百八十两银，七品县官则只有四十五两银子，多征耗羡可以帮助解决官员的俸禄不足问题。耗羡由地方官征收后，分做不同份额，馈送各级主管上级，称做“规礼”。雍正年间，湖广总督杨宗仁任内仅得盐规一项，“渐次加至四万”两之多。《清史稿？杨宗仁传》，卷292。“规礼”成了官僚们合法贪污的代名词。雍正为杜绝贪污，采取“耗羡归公”制度，将征收上来的耗羡银两存留各省国库，从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发给官吏，并且取消了“规礼”，贪污受贿之风大为收敛。但到乾隆之初，不少州县官故态复萌，打着“馈送土宜”的幌子向上级督抚进贡，“开苞苴之渐”。可是，过去州县官向上级馈送的是征收上来的耗羡，现今耗羡已经归公，州县官尽管增加了养廉银，一般仅有六百至一千二百两之数，养赡家小和宴请幕宾后并无多余，只能是额外加赋，苦累百姓。乾隆帝洞悉此弊，谕令严禁督抚擅调地方官干谒宴会，斥责他们借送礼之机，赴省城大摆酒席，遍请同僚和上级，“以致废时失事，耗费物力于无用之地”《清高宗实录》，卷97，7页。。
2．刺探消息，巧为迎合。乾隆耳闻州县官员平时不关心地方政务，把主要精力全用在怎样迎合上级上面。广东省某些偏远地区的州县官员尤其恶劣。他们专门挑选一些善于巴结的家人，让他们长期住在广州城里，供给大笔金钱充当活动经费。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与总督、巡抚、布政使等要人的家属幕宾拉关系，刺探情报。“凡督抚司道平时一言一动，必先事探知。遇办理要紧事案，或探上司意向巧为迎合，或将下面私情先布于上官家人幕宾豫为之地，然后投递文书。督抚司道往往坠其术中，信以为才，保荐要缺”，因而得以步步高升。《清高宗实录》，卷94，2～3页。无独有偶的是，乾隆帝也发现，督抚们竟敢派属员常驻京城，刺探六部、军机处甚至皇帝本人的动向。直隶（今河北省）、江南（今江苏省）、浙江等省督抚都派专人常驻京城，刺探各种消息，尤其是串通军机处抄写档案之人，将不公开之事，抄寄各自督抚，“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消息”。从事这种极不光彩事情的并非个别人，被乾隆一次公开点名警告的就有直隶总督那苏图、两江总督尹继善、福建巡抚陈大受、浙江巡抚常安和安徽巡抚魏定国等五人。《清高宗实录》，卷264，17～18页。
居安思危整顿吏治：吏治之弊（2）
3．各立门户，互相倾轧。清官制每两省或三省设一总督，每一省设一巡抚。除山东、山西、河南专设巡抚不设总督，直隶、四川专设总督不设巡抚外，其他省份都有督抚同住一城或存在上下级关系问题。乾隆对他们形成的积习了如指掌，指出总督、巡抚之间，往往意见不同，各立门户，引用私人，排除异己。如总督欣赏的属官必遭巡抚嫉恨，受巡抚夸奖的属员总督肯定厌恶。对于地方公务则互相推诿，弄得下级官员无所适从。不仅如此，新任督抚一上任，必极力宣扬前任管辖时政务如何废弛，民生多么凋敝，信口雌黄，白日造谣。倘若前任升迁，又大肆赞扬其政绩，即使有钱粮亏空也甘愿为之赔垫。假使前任被处分革职，则吹毛求疵，无所不用其极。再如参劾违法官员，清政府规定总督参劾由巡抚复审，巡抚参劾由总督复审，以求公允处理。但复审者并不详细调查核实问题，而把提出参劾者的政治地位视做复审的主要依据，“如原参之督抚已经离任或遭放废，则承审者即可避重就轻巧为开脱”，“如原参之督抚尚系现任或居要津，则附会原题刻意锻炼”。凡此种种，乾隆认为是澄清吏治必须解决的问题。《清高宗实录》，卷135，5~6页。
4．遇事姑息，糊涂结案。地方官战时有守土之责，和平时期也有维持社会治安之任。可很多地方官并不以此为念，平常敲诈百姓，作威作福，即使有人命盗案发生，也并不认真办理，一味姑息迁就，糊涂了结。乾隆察访得知，广东博罗县境内黄老大等人贿赂把总林士英，偷挖锡矿，又有黄肇等人入山抢挖，双方为争夺采矿权发生大规模械斗，死伤多人。这件大案的出事地点离提督衙门不过百里，提督张天骏本人事先毫无察觉，案发后又想法遮盖，“草率完结”，受到乾隆的严厉申饬。《清高宗实录》，卷64，1页。广东又有些州县官审理人命案件，并不仔细调查死亡原因，以致拖延时日，究竟是被杀还是自杀，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抚（指巡抚）、臬（指按察使）无可奈何，竟将原、被一并保释”。有的本来已经破案，由于马马虎虎，要犯在押解途中逃跑。原审地方官为减轻自己责任，“将原案删截具题”结案。乾隆知道后认为关系吏治非小，必须严行禁约，不得仍蹈前辙。《清高宗实录》，卷94，3页。
5．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唐朝名相张九龄说过，“县得良宰，万户息肩，州有贤牧，千里解带”，若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非得有一大批为老百姓真心办事的循吏才行。然而良宰贤牧自古以来真是凤毛麟角，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却是官僚们的通病。特别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科举制度束缚下的知识分子，皓首穷经、科场拼搏几十年得到一官时，多半已是垂暮之人。乾隆看到，因循守旧的官僚为数甚众，平日安坐衙署，唯以薄书为务，“雅尔图在河南，官署鞠为茂草，许容之在湖南，至以文书废纸糊窗”。像他们二人这样的督抚还算是比较勤于政事的，其他官员竟是“以官为传舍，醉浓饱鲜笑与秩终而已”。乾隆就此大发议论，惊呼：“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积习，凡有莅民之责者，皆当审时务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清高宗实录》，卷204，1～4页。
6．满汉大臣，结党营私。孔夫子主张，“君子不党”，反对官僚文人结成小团体，以派别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然而，在封建政权内部，结党营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或以亲属关系，或以同乡，或以师生，或以科举同年，巧借名目，结成关系网，以维护个人私利。雍正去世后，遗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乾隆继位后四人因恶鳌拜辅政专权而辞辅政名，乾隆改称为总理事务大臣。允禄、允礼是皇帝的叔叔，地位特殊，备受礼遇。鄂尔泰曾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张廷玉创办军机处章程，雍正遗命两人死后配享太庙之殊荣，均为元老重臣，乾隆对鄂尔泰、张廷玉多次给予褒奖。这种情况使朝野大臣们纷纷投靠四总理大臣门下。乾隆三年（1738年）允礼死后，允禄缘事失势，鄂尔泰、张廷玉势力膨胀，遂形成鄂、张两大朋党。乾隆洞察到，“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乾隆本也被一些人误解，说他任免官员，奖惩大臣，都是依据鄂尔泰和张廷玉的意志做出的决定。为此他不得不尽量摆脱以上干扰。有一次，刑部侍郎出缺，他想任用张照，因为当时鄂尔泰不在，只有张廷玉在旁，他怕别人怀疑张照是张廷玉所推荐，只好改用杨嗣璟。同时，他把励宗万撤职后，因其善于编书，降职为武英殿行走，本来量才使用，外人却认为是被张廷玉参劾，因而不能复职。《清高宗实录》，卷114，5～10页。鄂尔泰的能量比张廷玉更大，超勇亲王、额驸策棱被乾隆召到京城商讨与准噶尔部议和事，“曾奏特古德尔年老，请令回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辈，策棱亦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