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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而这些也是他最初的工作。但他有一个执著的父亲唐丁荷（Do nd inho）。唐丁荷左膝的韧带在参加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职业比赛中断了；他想靠踢球成名改变社会地位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因此，从一开始唐丁荷就为儿子锁定了明确的目标。尽管身高有限，但贝利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他能从几乎不可能的角度射门；他控球的方式更像是对球的一种爱抚而不像带球，这是一种迷人的风格。由于队友意外受伤，16岁的他幸运地开始为位于巴西新兴的咖啡港的著名俱乐部桑托斯（S a nto s）踢球。在1958年贝利17岁时，他凭借一记头球摆渡，将球飞过瑞典守门员安德斯？斯维森（And e rs S ve ns s o n）的头顶而为自己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
巴西像是一个怪异版的美国。它的国土广袤无垠，资源丰富，拥有新世界的文化，但却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贝利的黄金时期，巴西开始自觉地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是一系列的平民总统当选（1956年～1964年），然后是军事独裁（1964年～1985年）时期，其间巴西实行了一种积极的强制工业化和经济国家主义，逐步提高关税，建立国有公司，以疯狂的速度推出公共建设工程项目。“5年走完50年”是总统尤塞林诺？库比契克（J us c e lino Kub its c he k）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口号。这种大规模投入的做法一直极为盛行。到1961年底库比契克总统离任时，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贝利成了库比契克政权时期经济繁荣的象征，经济学家称这次经济繁荣为“巴西的奇迹”——这证明了巴西不用抄袭别国的模式，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强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独裁者们把自己的头像与宣传的口号（“没有人能阻挡巴西前进的脚步”）一同印到了广告牌上。军事独裁者们在官方活动时播放夺得1970年世界杯的贝利球队的主题曲。球队一回到巴西，总统埃米里奥？梅迪奇（Emilio Me d ic i）就宣布：“在良好的体育风尚所孕育的兄弟情谊中赢得的胜利就是对我们民族发展信念的增强。”
贝利像他的祖国一样也积累了一小笔财富。他的俱乐部桑托斯为他开出了12。5万美元的薪水，为他配备了一辆大众轿车，还送给他的父母一套房子。他已经成为当时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一。但是这笔财富从来没能让他真正富有过，趋炎附势之徒耗空了他的账户。1965年，贝利的队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贝贝？戈多（Pe p e Go rd o）的西班牙经纪人。此人通过一系列愚蠢的投资使得贝利的钱在皮包公司和糟糕的地产上浪费殆尽。（而贝利不但没有与之决裂或者起诉他，反而让他做了自己第一次婚礼时的伴郎。）如果是在另一个时代，贝利本可以通过与一家欧洲俱乐部签约而迅速弥补损失，但是巴西政府在1960年就宣布贝利是“不得出口的巴西财产”。
贝利没受过正规的教育，也不懂太多的人情世故，他似乎没有什么头脑，总也不能从自己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所以他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1974年退休后，贝利轻信了一些顾问的话，这些人使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一笔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的担保人。在1977年的回忆录中，贝利写道：“在经历了所有这些惨痛教训并听取了所有的告诫之后，我再一次签署了我不应该签的东西。”这次蒙羞几乎人人皆知。退休一年以后，在伤感的告别声中，他再次复出希望以此来弥补一点儿自己的损失。他和纽约宇宙队签了约，这是华纳通信公司旗下的一支杂牌军，隶属于新成立的北美足协。签约时间为3个赛季，价值700万美元。
贝利的失败真实地反映了巴西自身的灾难性失误。和贝利一样，独裁统治也招来了一批侵吞国库财产的无赖。管理不善导致了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在经历了1973年的石油恐慌之后，军事独裁政府坚持把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与此前同样高的水平。这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也就是说要从国外银行贷款。此前的十年中，巴西政府拖欠外债已达4 000亿美元。这引发了噩梦般的连锁反应——由于无法获得贷款，政府就不能继续为工业注入资金；无法为工业注入资金，巴西就陷入失业危机。由于要偿还新的债务，国家财政支出引发的通货膨胀变得异常严重，失业者的贫穷状况也因为通货膨胀而变得更为糟糕。到1985年军事独裁结束为止，巴西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贝利的发展道路脱离了巴西这个大环境。在宇宙队，他的财政收入终于突飞猛进。2001年他告诉《时代周刊》的记者，美国教会了他“（你）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做生意。不能因为某个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兄弟就让他做自己公司的总裁，你必须任用能力最强的人。生意就是生意，你必须硬起心肠”。换句话说，美国使他成为了一名资本家，事实上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资本家。甚至在退休以后，在他光辉的形象逐渐消退时，他的收入依然在以接近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完美的象征、一个由跨国公司打造出来的品牌。目前，贝利的形象出现在两百万张万事达信用卡上；伟哥、诺基亚、三星、可口可乐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都选他做自己公司的国际代言人。据报道，他每年单靠广告就能获利2 000多万美元。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3）
从住在贫民窟的人到百万富翁的故事及其极具亲和力的和蔼举止，都很容易使人们把贝利看成是巴西的大能人儿，理想且无害的公司代言人。但这却低估了贝利和他的雄心壮志，他想要建立巴西版的华纳通信公司。1993年，贝利开始从巴西足协购买巴西全国冠军联赛的转播权。作为与巴西足球的成功密不可分的个人，他相信自己一生的贡献会得到回报。为了确保成功，他还拿出了大量的现金作为后盾——这比与他最接近的竞标对手多出了100万美元。但是，以他为国家队踢球多年的经验，他本应该清楚巴西足协并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特点。足协的一名地下组织人员要求贝利将100万美元存入一个瑞士银行的账户，以此来换取巴西足协对他的竞标方案的另眼相看。贝利拒绝了他的要求，但同时也失去了合同。
在苦恼和耻辱之余，贝利开始报复。他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将这次索贿事件曝光。贝利找到一个绝好的报复目标，巴西足协的主席利卡多？泰克希拉（Ric a rd o Te ixe ira），这是一个卡拉托拉斯老朽的绝妙样本。泰克希拉在这之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律师，没有任何有关足球或体育管理的经验。而他能爬到巴西足球的这个肥得流油的位置上来，其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岳父大人是当时国际足联一手遮天的头号人物乔？阿维兰热。在他任职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豪华轿车，一套位于迈阿密的公寓以及一队随身保镖。当巴西足协负债累累时，泰克希拉的薪水却增长了3倍多。对其腐败行为的指控使他无处藏身。不少人指控他偷税漏税，尽管他们无法搞定诉讼的时效问题。
对于少数反腐败的斗士来说，他们的救世主似乎终于出现了。他们认为贝利超乎想象的财富使他能够挑战强权，说出真相。毕竟，他做过企业的道德形象大使，拒绝为香烟和酒类做广告。他喜欢对记者说：“我只将我的名字用在我信任的东西上。”品格高尚一直是贝利人格的一部分。1969年当他在里约马拉卡纳（Ma ra c a n）球场踢进自己的第一千粒进球时，记者们冲上去问他的感觉。他大声回答：“要记着孩子们，不要忘了巴西的穷孩子。”
贝利对泰克希拉的批评正符合时代的要求。拉丁美洲正处于深刻的转变之中——这是一次更广泛的反腐败运动。经历了数十年的保护主义和通货膨胀之后，拉美已经准备好终结和资本家朋比为奸的军事独裁统治。取而代之的是，它选择了（至少是它的精英分子选择了）华盛顿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位于这种变化的最前沿的是社会学家费尔南多？亨瑞克？卡多索（Fe rna nd o He nriq ue Ca rd o s o）。他没有多少资本家作风，而且具有一种松散悠闲的政客魅力。20世纪70年代期间，他就写出了代表巴西左派人士的文章《拉丁美洲的独立和发展》。对军政府的批评使他受到审讯、监禁、他的办公室也遭炮击，还有几次被流放。而在1985年军人政府倒台以后，没有了军事独裁的阻碍，卡多索反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到他1994年当选总统时，他成为巴西政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密切注视贝利与巴西足协资本家们之间的斗争时，卡多索在贝利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相似的意识形态精神，决定借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他任命贝利为他的特别体育部长，巴西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内阁大臣。“他象征来自巴西平民的胜利……”卡多索宣布该任命时这样说道。很明显，贝利从最开始就把“现代化”日程带进了巴西政府。任期一年以后，他提出了《贝利法案》——一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足球改革。该法案要求各俱乐部作为透明的资本主义企业运作，建立公开账目和经理负责制；允许球员自由转会，使他们能够在合同到期后离开他们的俱乐部。他的助手凯尔索？戈瑞利（Ce ls o Gre le t）告诉我：“我们当时认为应该把商业理论和职业理念引进俱乐部。”贝利希望这些改革能吸引外国投资商将“巴西足球重新打造成为足球领域的NBA”。
四
在乘飞机快要进入里约时，从俯瞰整个城市的基督山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