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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不觉中，阿伦将反对全球化最基本的文化论点——主要是来自《拒绝名牌》（No Lo g o）的作者内奥米？克莱恩、砸烂麦当劳的法国农民若泽？博韦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观点——归结为：跨国资本主义破坏了传统和本土文化，使一切都变得同质化失去了本土特色，并且还剥夺了当地无产阶级和农民深爱的东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论点如何在总体上适用于英国足球，尤其适用于切尔西。当我去观看一场在斯坦福桥的比赛时，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美国投资银行家和他的拉美女朋友。我们坐在球场中阿伦？加里森和他的小流氓同伙们曾经占据的地盘上。与格拉斯哥满嘴唱着辱骂歌曲的球迷相比，切尔西的球迷像是聆听交响音乐会的听众，只有几个健壮的家伙轻声咕哝着挑衅性的粗话。他们小心地将自己的声音降低到只有自己听得见的程度，这样在场内拿着小型摄像机巡视的警察才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没有理由没收他们的门票。（阿伦被没收了三次。）
但是对切尔西球赛经济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首先，比赛并没有变得完全中产阶级化。当然，切尔西的票价可能比较高——大概50美元一张——但这也没到贵得买不起的地步。即使在时尚的伦敦西区，这个可能是英国雅皮士最多的地方，切尔西还是成功地吸引了一大群工人阶层观众。现在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混合群体，包括了体力劳动者、管理人员、清洁工和广告行政官。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这可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进步。
面对这种群体力量的日益壮大，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市场并不总是由个人利益控制着。英国的足球作家们经常将旧式俱乐部的所有者描述成仁慈且具有公益心的公民，在为他们的工人阶级朋友做好事。但这只是一种对从未存在过的社会市场的怀旧之情。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比赛中赚到的钱很少，俱乐部的所有者只能听任球场变得破败不堪、到处都是安全陷阱，受人责骂。实际上，他们对待球迷的方式就好像球迷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冷淡疏忽最终引发了完全崩溃，这就是导致社会衰退的破窗理论的一个缩影。球迷们也开始认为生命不值一钱。他们每周末都会将彼此打得半死。对这种古老文化的消失表示悲哀同时也会对消失的传统以及氛围而满怀感伤。事实上，这是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种对所有的本土事物加以颂扬的趋势，即便它们应该被抛在身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足球流氓对年轻时代的缅怀是最真实诚挚的怀旧。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3）
在遇见阿伦？加里森之前，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文章。在切尔西网站上浏览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的内容是阿伦从讲述自己年轻时代流氓生活的传记体小说《我们是北看台》里摘录的一些内容编辑而成的。这本传奇式的作品以冒险流浪事迹为题材，讲述的是一群朋友周游英国和欧洲，到处寻衅闹事的故事。在手写稿里，他称自己为阿伦？梅里尔（Ala nMe rrill）——他使用的一些化名已经使他远离任何自证其罪的供词，而这个笔名与化名更是相去甚远。
阿伦的文风出奇地清晰华丽。但是如果以小说家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是有些许不足。这个梅里尔的角色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自我牺牲精神，他总是挺身而出，保护无辜的旁观者。他像个英雄一样制服每一个对手，场场必胜。（“一个＇流氓＇拼命回击，一拳向梅里尔挥来，但他轻易地躲闪开去，一把抓住了向他挥来的手腕。然后他迅速将那小子拉过来，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支点，翻身将对方重重地摔在球门柱上。”）不过，从很多方面看，这还是一部令人惊奇的表现自我的社会学作品。阿伦并没有把自己的伙伴描述成追求崇高目标的反叛者或者一群演绎贫穷所带来的反常状况的怪兽。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青少年，身陷于暴力的世界，而且没有任何脱身逃离的愿望罢了。
阿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流氓，他非常细心地阅读军事历史和新闻报纸，而且酷爱希腊文化。他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阅读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作品上。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阿伦一定很懊恼自己没有早一点儿想起来写自传。他开始着手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三个朋友将自己的手稿送到出版商那儿了。“大嘴唇”史蒂夫？希克莫特（S te ve“Hic ke y”Hic kmo nt）在阿伦入狱期间取代了他在切尔西的位置。他出版了《为比赛做好准备》。他的同伴“胖子”克里斯？亨德森（Chris“Chub b y”He nd e rs o n）写了另一部自传。还有一个叫马丁？金（Ma rtinKing）的写了一本《流氓球迷》，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些都十分畅销。阿伦觉得他也有一连串有意思的故事要讲，于是就将自己的手稿送到朋友的出版社。其他三人都是与人合著的，而阿伦则是完全自己创作。也许他希望自己未加修饰的真实声音会占据优势，获得好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受到了婉言拒绝——这是拒绝流氓的唯一一种方式。“他们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太暴力了，而且右翼倾向严重。”
但是，如果出版商们说实话的话就会给他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市场上不能再出现另一本有关足球流氓的自传了——至少是不应该再有了。除了有关切尔西的书之外，来自西汉姆联队的球迷流氓组织“内城团伙”（Inte rCityFirm），卡迪夫城的“灵魂帮”（S o ulCre w），朴次茅斯的“657帮”（657Cre w），以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俱乐部的足球流氓们都出版过他们自己内容单调，冗余重复的自传，比如《想挨揍吗？》、《城市狂人》等。如今，伦敦街角书店里的体育运动专架上充斥着这些流氓文学。这种题材已经不仅局限于第一人称的叙述。道吉？布林逊（Do ug ie Brims o n）和埃迪？布林逊（Ed d yBrims o n）两兄弟已经获得特许权，出版用人类学来研究足球暴力的流行书籍。他们将自己剃得光光的脑袋和刻意摆出的滑稽险恶的眼神摆在封面上；并且书中大量引用流氓话语，且书名以《欧洲垃圾》、《死刑：伦敦暴力足球的追随者》等字眼命名。一个名叫约翰？金的（J o hnKing）小说家写了整整一书架的流氓小说，大多也是关于切尔西的。另一个书架上则是有关于流氓时尚和地下流氓经济的书；还有学者撰写的大部头书籍，希望趁机以色情细节描写吸引读者而赚上一笔。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足球流氓已经变成了黑帮说唱歌手或者黑手党一样的角色，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以及商品化了的罪犯。当英国广播公司（BBC）觉得自己的收视率不佳需要提高时，就会从大量的流氓纪录片中挑一部来播放。每个月似乎都有一家英国报纸或杂志刊登一篇报道，讲述国内流氓的行为或者他们在国外的影响。直到我亲自去了切尔西之后，才对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深有感触。在富勒姆大道（Fulha mRo a d）上，我遇见了一个小贩在摆开桌子出售帽子和别针；这些东西上面都印有骷髅头标志，代表着臭名昭著的“猎头帮”。在球场内的看台上，我看见一个身穿猎头帮T恤，头发梳成钢针状的少年。球场保安放他进来的时候一定很放心，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哪个足球流氓会傻到这样招摇过市。
这种流氓产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英国足球中产阶级化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以至于传统形式的流氓行为已无法继续蓬勃发展下去。当然，流氓们照样打斗，只是不再在球场内。阿伦是这样向我解释打斗技巧的：“你打电话给对方的头目说，‘好，两点特拉法加广场见。’然后你就希望在出手之前警察还没有到达。有时候会打上一架，有时候看见警察过来，就只好走开。”对阿伦来说，这种流氓之间发起挑战的新形式糟蹋了打架的快感，因为在狭窄的场馆走廊或者看台上打架要让人感觉爽快刺激得多。有了事前的准备，“打斗就失去了它的自发性和即时性。”因此，他对现代足球流氓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质疑：“如果足球暴力不在球场内发生，那还算得上是足球暴力吗？”虽然让他承认这点很痛苦，但他不得不认为流氓习气已经被驯化了，或者说已经被驯化得足以成为被迷恋和崇拜的对象了。现在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市场对足球流氓有这样强烈的兴趣了。从根本上来说，足球流氓是一种浪漫的反叛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与警察对抗。并且，他们不仅仅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在为俱乐部的立场和荣誉而战，这一点与那些爱好和平的普通球迷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些球迷
——他们也是构成这个自由和平的英国的一分子——却完全放弃传统的道义而成为恶棍呢？
流氓文学并不试图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文学通常采用忏悔的形式，目的是使读者感到震惊。（随便引用一下阿伦的作品：“那人脸朝下跌倒在平台上，后脑勺上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从中喷涌而出。”）但是，作者们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找个理由。也许他们确实抛弃了传统的道义，但仍然在其附近徘徊。流氓们通常都会美化自己的暴力行为：比如他们从不攻击无辜的旁观者，也从不使用武器。很多时候，这种试图为自己开脱的意图与专横的恐吓叙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喜剧性的效果，充满了欺骗和恐吓。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4）
像其他人一样，阿伦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