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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究竟有多少图书古籍运回了日本国内，现在还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1946年3月2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向日本终战联络中央事务所发出命令，要求将公共搜集物及藏书的疏散、现在的位置及其状态迅速向司令部报告。此命令列举了从中国掠夺去的图书收藏在宫城、宫内省（含宫内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馆）、游就馆（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校、坪内纪念演剧博物馆、钱币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大学、大桥图书馆等17个单位。上述各单位究竟藏有多少战时从中国劫掠的图书，没有日本政府配合查证，那将是个谜。但我们知道，战后中国从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就追回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掠夺的珍贵图书古籍35000册。②
现在从东洋文库一处，就可以看到中国图书古籍在日本的惊人数量。东洋文库位于东京文京区，与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园林六义园相连。1917年，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大总统府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乔治·欧内斯特·莫礼逊归国，他把在北京等地收藏的大批珍贵中外书籍，转卖给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岩崎久弥建立东方学图书馆。1924年，便由他发起成立了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扩大收藏范围。现在有藏书80余万册。印象最深者为：
莫礼逊旧藏。有清朝各帝典籍及明清两代官、私版文字、方言古籍500余册，17至19世纪以介绍中国为主的西文书籍、图册6000余种约24000部。有1485年（明成化21年）出版的意大利文《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有300余册日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对中国东北的地理山川、人文风俗的原始调查资料；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法师于民国年间，从中国西藏带往日本的藏文文献。刊刻印行年代均为元、明、清三朝，在藏学界有世界级精品之誉。其中大藏经达10373件，经外的政、史、文、医、农等类文献3100件。此外，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无偿劫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103函，蒙经甘珠尔一部102函，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函，并于1936年在上海劫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至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抗战前后由原北平国立图书馆等公私藏家搜罗去的宋、元、明等朝的珍稀版本300余部。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书。难以释怀的是，这里有原江南陆氏“皕宋楼”所藏的罕见珍品。它于抗战时期由日本版本学家岛田翰斡旋，被陆氏后人卖给了三菱财阀。这批书经重新鉴定，有宋、元、明版各为约百余部。与这批藏书先后流入日本，并形成为一大特色的是，它拥有的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文库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四千余种，家谱族谱八百六十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8节 中国图书损失统计概要（1）
战时对图书损失的初步估算。1938年8月6日，夏颂明所作的报告估计，“以藏书的数量而论，南京53所图书馆除去10所不详外，其余43所共藏书1712238册，平均每馆约藏4万册。上面所列我国一年来损失的图书馆计共2166所，即使每馆藏书仅及南京每馆藏书平均数的十分之一——4000册计算，2166所即达8664000册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一年来图书馆的损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报告，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0年3月，美国在华人士考察后出版了《日本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指出中国的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MITTEE：《JAPANS CULTURAL AGGRESSION IN CHINA》，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946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认为，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当时的估算，将留置在沦陷区而未及搬迁后方的图书均归入损失。
中国战后对图书损失经过调查和统计，于1946年编制《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查证了全国除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外，中国的图书损失为：公方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方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调查和统计是不完全的。现将三市六省的图书损失列表如下：省、市公共图书损失（册）私家图书损失（册）南京88646153118北京448957137471上海26471525726江苏6185170419浙江3940031213湖南222769077湖北10486793917福建96833576广东62400813865
资料来源：《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由上表可见，三市六省的公私图书损失就达2984750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部分来源于《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部分采自日本档案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如南京公共图书损失886461册，是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他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而中国政府递交关于南京公共图书损失数为406461册。这或许是松本刚氏计算有误所致。日本所归还的中国图书，仅占中国战时损失图书的529％。“归还之书籍共计158863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先后分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其余多为普通书籍。我国在战时损失之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综上可见，触目惊心的图书损失，绝不能理解为是一般战争中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日本的破坏和贪婪，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从中国掠夺图书就是为其进行对外战争和建立殖民统治服务的，是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重要措施。从长远来看，日本在中国的图书劫掠，就是要毁我中国文化，灭我中华民族。根据1946年6月统计而未发表的《全国各级学校及教育机关战时财产损失数量统计》显示，图书共计损失72951388册。这庞大的数字是否包括了教科书的损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除图书损失外，图书馆馆藏旧档案、政府部门因战争无法运走的档案，也损失惊人。如前所述，中国政府留南京的许多文档被劫被焚，清凉山省立国学图书馆藏大量清季档案被日军烧毁。又如因日军进攻山西省，省府将明清以来档案装五十余卡车，存太原城东山沟一土窑中。太原沦陷前，担心落入敌手，除从中运出两卡车分藏临汾、隰县两处，其余燃烧三十多堆炭，让检查人员烧了一个星期，全成灰烬。运出的两卡车，战后也片纸无存。
战时古建筑之损毁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本章所指古建筑，大凡为清末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我国古建筑种类十分广泛，举凡宫殿、寺庙、道观、祠堂、陵墓、碑塔、城墙、堡垒、炮台、园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坛、别墅、驿站、码头、烽火台等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的场所及其附属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以及风格独特的民居等都属于古建筑范畴。本章将古迹也归入古建筑的范围。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遗存深厚。虽历经沧桑，迭有兴废，但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古建筑无论种类，还是数量仍十分丰富。
古建筑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复制，理应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惯例第27条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施以破坏。即使1940年8月至10月的“不列颠之战”，德国空军猛袭英国重工业区和雷达站，最多时德国空军一次便派出千余架飞机，从伦敦直炸到英格兰，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著名古建筑则完好无损。又如1944年盟军对德国大举轰炸，科隆几乎夷为平地，然而有数百年历史的双尖塔科隆大教堂则安然屹立。
然而，在日本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中，中国古建筑或因轰炸、焚烧所致，或为日军抢劫、肆意捣毁，或被改作军用等，而遭到空前的劫难。本章在揭露日军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国古建筑的同时，对受害最深地区的惨状和典型案例作简要的介绍。
一古建筑损毁概况
1轰炸和炮击所造成的损失
日军对中国各类城市的反复空袭，以及在逼近某一城市时施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各地城墙及标志性建筑便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现举数例：
全面抗战在北京打响后，北京卢沟桥地区的古建筑受损首当其冲。卢沟桥始建于公元1189年，在中国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卢沟晓月”为金代“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以东200米即为宛平城，原名拱极城。该城修建于明崇祯十三（1640）年，是当时全国最小的城池。宛平城建有高大的城墙、坚固的城堡、威严的城门。该地区虽然地域狭小，但古寺庙众多，除城墙等高大建筑外，较为著名的古建筑有：宛平城东门外北侧的龙王庙，南侧的药王庙，卢沟桥南侧的河神庙，西侧的大王庙，北侧的迥神庙以及宛平城内的兴龙寺、观音庵、城隍庙、马神庙、九神庙等数十处。这些建筑大多修建于明代及清朝前期。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