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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所有黄河渡口，并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人马是已渡过黄河在西岸的部队，另一部分是留在东岸根本无法渡河的部队。
1936年11月5日，在红四方面军司令部，陈昌浩和徐向前接到了一份军事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张国焘控制的红军总司令部直接打来的。从这份电报看来，他们被派往西岸的战略意义似乎完全改变了。已经不是为了共同进攻宁夏，而是追求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而且字里行间有一种同军委计划作对的意思。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同志———西路军（2）
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重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果断。……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38］
根据张国焘的电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于11月6日制订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占领以上指定地区，在甘肃中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11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不得不发布了一个“新作战方案”。这一次，红一、红二方面军被指定组成南路军，在黄河东岸的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红四方面军在黄河西岸的三支部队组成西路军。该作战方案强调：“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部队被称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创立河西根据地，打开通向远方的通道。”［39］换句话说，西路军将孤军深入到甘肃走廊，然后西进新疆，与苏联取得联系。“远方”就是他们所指的苏联。
甘肃省是一个两头宽阔中间狭长达1 000里，形状像哑铃的西部省份，中间最狭窄处不到100里宽。该省位于中国西北海拔4 000米高的高原上，人烟稀少，主要由从事农业的汉族人和游牧业的穆斯林回族人混合组成。西路军很快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丧失了政治上的革命性优势。他们与当地穆斯林军阀的对峙变成了纯粹武力的较量，其后果完全取决于物质上的互相消耗。
陈昌浩和徐向前在1936年11月初开始他们的西征。他们在一些小冲突中取胜并在甘肃走廊东端夺得了战略要地古浪。11月末，在古浪发生了第一场大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消灭了5 000余敌军，而自己也牺牲了差不多同样的人数。共产党人牺牲了红九军的参谋长和两个师的师长。同时穆斯林将领马步青也损失了他的前线总指挥。对共产党人最坏的预兆在于，他们不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样就不得不放弃这个战略要地。他们继续向西转移然后在12月初到达河西走廊中部。西路军的三支部队被分散在永昌到山丹100里的地带。整个部队在一个半月内从21 000人减少到15 000人。［40］
12月14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西路军。同时，军委命令陈昌浩和徐向前做好准备回头向东，赶回陕西。毛泽东的目的是把他们召回来加强同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的军事力量，以准备应付南京方面的进攻。西路军留在原地一个星期左右以等待更具体的指示。［41］几天后，军委发来另一个命令，回头向东的计划被取消了。西路军被命令继续执行它的西征计划。毛泽东的电报强调了“打通远方”的战略意义，但没有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新热情耽搁了西路军在关键时刻的近10天时间。如果他们当时回头向东，陈昌浩和徐向前在一两个星期内即可到达兰州。当时的兰州城处在友好的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管辖之下，不会有任何问题。［42］
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他们的部队继续西进。到了新年元旦，他们到达了高台地区，距离新疆仍有400多里。他们真正需要到达新疆以求助于苏联吗？或者他们就应该在这个走廊里开辟一块根据地吗？两种选择都是极其困难的。但犹豫不决更为糟糕，像他们实际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在西方作战，却始终挂念着东方。这种情况拖延了他们的脚步。陈昌浩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悲剧在于他常常追求独立，但同时又对独立缺乏心理和实际准备。
对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来说，甘肃和青海是他们的老窝。他们宁愿倾尽全力从他们的老家消灭或驱逐出红军，并不需考虑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和解关系。［43］1月中旬，正是隆冬时节，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陷入重围，并在马家军和地方民团的联合进攻下陷于失败。红五军的3 000多人在战斗中全部牺牲，董振堂自杀，政委杨克明被杀。高台战役标志着暂时的平衡被打破，西路军陷入严重的危机。陈昌浩不得不向延安呼救。［44］
经过几天的犹豫，援西军在军委指示下正式成立，刘伯承做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为了援救西路军，新组成的部队从离高台1 500里的陕西北部三原出发，在2月初到达了黄河东岸。［45］陈昌浩和徐向前把他们的部队向东移动100里来接应援军。他们打败了一些地方武装，并俘虏了800名警察。但很明显的是太晚了，他们离增援军还有700里，并且沿途有敌军重兵布防。2月底，他们被迫再次调头向西转移。最致命的战斗终于在3月初发生在甘肃西部的倪家营子。西路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2 000人。在石窝子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队返回延安，西路军由王树声、李先念等人员负责指挥。［46］
保留下来的部队被分成两个游击支队。李先念成功地率领他的左支队通过祁连山脉，到达戈壁沙漠，进入新疆。终于从那里，他们被莫斯科回途中的陈云带领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又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陕北。［47］王树声带领他的右支队在甘肃西部进行游击活动。他们不断受到敌军打击，最后只剩下不到10人。这些人在山洞里藏了几天后，决定停止活动，他们当中有7人化装回到了延安。［48］这就是西路军最终的命运。起初，它有21 000人出发；最后，返回到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不足1 000人。
将军马步芳和马步青根本不讲什么道德信仰之类，不管是儒家道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倪家营子之战结束后，有1 000多红军俘虏被活埋；3 000多人被编成兵团去服苦役；老弱病残者，统统杀害———为了节省子弹而用刀砍头或者干脆活埋；大约有1 000多人被送到南京政府去完成征兵名额，送红军当白军也无所谓的；女红军战士和护士被按照她们的年龄和容貌分配给各级官兵做小老婆。从最高尚的理想到最残忍的现实，从共产主义革命派到职业反革命派，西路军的命运是对于人类肉体的承受力和灵魂的伸缩性的一场悲剧性考验！［49］
西路军的毁灭深刻地影响了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权力平衡。张国焘于1936年11月初跟随周恩来到达陕西北部的保安。回到毛泽东控制的地盘后，张国焘发现他已没有任何地位对军事指挥发号施令。从军事实力角度来讲，当时陕北大约有4万红军部队，其中红一方面军有2万人，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自1万人。很明显，张国焘在这方面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就职务名称而言，张处于更大的劣势。到1936年底，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在党、政府和军队中确立了他不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至于两个以前的中介协调人，任弼时留在前线，张浩被重新分配去做工会工作。西南局和西北局都已自动取消，不值一提。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忙于处理内外各种事务，张国焘成为孤家寡人。
张国焘与毛泽东讨价还价的惟一救命稻草就是西路军。如果西路军能够顺利地到达新疆，在那儿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密切的联系，张国焘仍会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如果陕北的毛泽东同时被蒋介石围剿压迫进行另一次向西长征，张国焘也许会再次获得他的优越地位。［50］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同志———西路军（3）
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以前的红二十五军（本来属于张国焘的部队）、任弼时和红二方面军，以及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张浩，也许都会转向张国焘。毛泽东与归国留苏生之间，毛泽东与朱德之间，乃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之间的一切矛盾，也许将会有助于张国焘。所有一切取决于共产党的这两大军队派别（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各自干得好坏。如果双方都干得很出色，那么党内矛盾就会处于平衡状态；如果双方都失败了，那么共产党本身将走向毁灭；若是有一方干得好，而另一方干得不好，那么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将发生倾斜。设想毕竟是设想，现实情况是到1936年底，毛泽东已经确定地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和威望，这种结果是对他的红一方面军过去一年中努力和成功的公正奖赏，而西路军完全失败了，张国焘作为共产党政治家的命运也随之终结。先是毛泽东发起了对张国焘的批判，然后又是毛泽东出面要求对张国焘给予宽大处分。这同蒋介石对待张学良的做法大同小异。［51］这里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作为政治家似乎也具有相同的手段：剥夺了挑战者的政治影响，保留其肉体存在也许是必要的。关于西路军的军事失败同他本人在党内的政治失败的密切联系，张国焘直言不讳地说道：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形势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的我打击很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我。打击得我抬不起头来。这场斗争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