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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耽搁了对吴南山本人的采访，但作者始终把这个案子放在心上。
出差山西，找到李甫山。发案时，李甫山正任陇东保安科科长。此案的大收网虽然在延安，但是，发案在陇东，破案后，涉案人也多回到陇东工作。因此，陇东这一头一尾就相当重要。好不容易找到破案的领导人物，急切了解情况，可是，李甫山却不时说起：“案子经过我可以对你讲讲，可是破案方法还是要保密的……”
作者耐不住了：“你们当年的方法还有什么可保密的？人家国民党和美国早都写出来了，早都拍成电影了！”
采访老干部，常常遇到类似问题，不是保密，就是不能宣传个人。尽管党和国家规定的最高保密期限是30年，但是，从情报保卫工作的特殊性考虑，有些事情也许永远也不会解密。在隐蔽战线，当然要永远提倡甘当无名英雄。
作者强调：“有些情况确实已经解密了。你们党性强的不宣传个人，那些党性不强的人却在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无论是对历史负责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都应该讲出真实的历史，不能埋没无名英雄！”
说起延安的故事，李甫山笑道：“你爸爸当年找对象，问我一个学者的前妻行不行，我说不行。后来又问我你的妈妈行不行，我说行。”
谈话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老人终于讲出汉中特训班案件的全部经过。出门后，他的女儿告知：父亲在反右的时候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后才平反，刚刚住上新房子，心里还有顾虑。
作者又到河北正定县青海干部干休所找到涂占奎。郝苏回忆文章中提到三个陇东保安科的知情人，乔苍松是秘书，郝苏是侦察股长，涂占奎是治安股长，专门搞行动的人。
此案由陇东保安科发现，上报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边保又上报中社部，由中社部指导边保破获整个案件。陇东的领导和办案人都找到了，还应去找中社部的办案人。
中社部二室的治安科长陈龙曾负责这个案子，陈龙夫人余海宇把手头最后一本《陈龙传》，签字送给作者。
又找到曾经参与破案的王。这位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坦率叙述，使作者心中有了底：这个案件现在不保密了。作为中社部参与此案的人员，王亲自听取过康生、李克农的破案部署，还负责侦破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小组。
王炎堂、王初等前中社部干部告知：此案的范围远远超出陇东，甚至超出陕甘宁边区，有些嫌疑人还潜入其他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的身边就有一个。案发前，中社部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发现一些线索，边保发现以后，中社部又统一部署破案。此案除了在延安抓到40多人以外，其他根据地也抓了一些，牵扯人数达到200多人！①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寻找“特务”（2）
侦破此案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保卫专业。最早接触此案的两人，并非专门保卫干部。吴南山最早找陆为公试探交待问题，陆为公就带他找马文瑞谈话。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是当时当地的最高负责人，明确肯定吴南山的作为，鼓励他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这个政策交底，对于吴南山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作者采访时，马文瑞还清楚地记得吴南山如何找自己谈话，自己如何布置保安科工作的过程。后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常委的马文瑞还肯定地说：延安审干同此案有关。抢救运动中这个案子是真的，其他大都是假的。李甫山、涂占奎
还说，康生在抢救大会发言时，质问全场：哪个单位敢说自己没有特务，我给你点出来！随即点出代号，台下就有人应声而出。这下，各个单位都赶紧抓特务。
看来，这个案件对于延安审干以至抢救运动，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目前回顾延安整风审干、回顾抢救运动的文章，谈得太少太少。
已经找到案件的涉案人、办案人，又有准确的文字材料，这个案件在作者的脑子里面逐渐清晰起来。
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确实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特务打入延安的最大案件，打入人数最多，打入层次最高，打入范围最广。而共产党保卫机关的侦破，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案，政策把握最为准确，策略运用最为巧妙，人员转化最为顺利。从综合方面看，我还没有看到此前此后有哪个特务案件能够超过此案。如果说此案是“中共反间谍第一案”还没有把握的话，称为“延安第一案”，完全当之无愧！①
对于这个重大而复杂的案件，还要从头细细道来。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1）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咸，惟有这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后来成立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庆阳城是陇东枢纽，北通环县、定边，可至盐池、银川；东行可至合水、富县，以至延
安；西通镇原、平凉，以至兰州；南扼宁县、长武，可达汉中。北宋戍边名臣范仲淹曾在这里督师。庆阳一带是双重政权局面。城内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可是，这里又是八路军的驻防区、募补区，王维舟任旅长、耿飙任副旅长的三八五旅就驻扎在庆阳一带，蔡畅的公开职务是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县长。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环分区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是边保七里铺训练班一期毕业的乔苍松。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郝苏，到了陇东就被李甫山派到国民党专署所在的西峰镇潜伏。庆阳县保安科长郑子兴手下缺个有文化的秘书，不久又把郝苏调回。涂占奎正任环县保安科特务队指导员，忙着剿匪。
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我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地位。平民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助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是国民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可是，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却把吴南山训斥一顿。后来，区公署又借口这个小学的教员唐得智的父亲欠了两元税款，把唐得智拉去打屁股板子！欺侮教师？陆为公、吴南山带着庆阳几十个教师冲到区公署，把区长也打一顿。由此，庆阳的国民党认为吴南山有些“红”。后来，吴南山被调到庆阳县第一完小当教员。多才多艺的吴南山拉胡琴，闹社火，排演戏剧，上街宣传，搞得更热火。国民党庆阳县教育局长缪至德点名批评吴南山。别人提醒他，你再逼他，他就跑到延安去了。
1939年12月，陇东的“磨擦”激烈起来，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镇原、宁县地区，八路军赶跑国民党的合水、庆阳县政府。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国民党裹胁到西峰镇。缪至德挟嫌报复，以吴南山和八路军接触多为借口，不给吴南山工作。吴南山离开家乡，生活无着，就在第二完小帮助闹社火。正月十五一过，社火也闹完了，又解决不了吃住，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碰到原来庆阳第一完小的同事胡瑞麟。只见这人穿着一身黄军装，相当神气，又相当神秘！这就引起吴南山的好奇，赶紧找他介绍工作。这胡瑞麟还卖关子，声称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的亲信组织，像你吴南山这样的人太红，不要。这个时候，不少陇东人还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到重庆工作还是相当诱人。吴南山下心央求，胡瑞麟这才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继续上学正合吴南山的心愿，何况又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邀集李滋渊、杨易荣等几个同事一起去，胡瑞麟提供了一点儿旅费，说是不够到重庆，让吴南山到了汉中再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
三人到了西安，杨易荣生病住院，吴南山在街上碰到几个庆阳老乡，告诉他去的地方严得很，当地人主动报名都不要。吴南山不知这几个正是汉中特训班的毕业生，还说严怕什么。三个老乡答应照看杨易荣，吴南山就和李滋渊去了汉中。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馆子街18号，见到的杜长城是个佩带短剑的军官。杜长城看了胡瑞麟的介绍信，带两人上街照了像，然后就说带他俩去过载行乘车去重庆。杜长城坐着洋车，吴南山和李滋渊步行跟着，一直走出汉中东门，到了郊外的十八里铺，又从兴隆寺旁的小路穿过去。吴南山和李滋渊觉得这地方不对，但又不敢追问。
杜长城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院落，像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庄园，有三个相连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之后更觉不对，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
杜长城把吴南山和李滋渊交给一个叫做王绍文的教官，王教官询问一通，交待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给吴南山起名“吴继尧”，还有一个代号。然后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