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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畸笏叟提出“姑赦之”的意见后，曹雪芹不但对那些涉及贾珍与她偷情的“淫”的具体内容作了大量删却，而且从事情性质到人物性格都作了重要修改，秦可卿在这方面的错误与责任大大淡化甚至消除。相反，通过向凤姐交代贾府后事表现她的远见卓识因此变得更加突出起来。人们对这个形象最关注的自然是，在判词和《红楼梦曲·好事终》中，曹雪芹对秦可卿的批评在金陵十二钗中仍然是最重的：“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虽然主要是批评作为贾府长房的宁国府的贾敬和贾府族长的贾珍，但是，“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这几句说的可确实是秦可卿，分量很重，仍然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秦可卿有相当严厉的批评。《红楼梦》中的“淫”，内涵不一，比如警幻仙子说贾宝玉的“淫”就和这里指男女关系的淫乱不同。尤其是“擅风情，秉月貌”的这个“擅”字，一字千钧，曹雪芹明明是在批评秦可卿仗着自己的美貌，卖弄风情，勾引男人，而且将秦可卿的“淫”和贾府特别是宁国府的败亡直接联系了起来，问题就格外严重了。
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脂本与红研所本及其他通行本中，看不到一丝一毫关于秦可卿“淫”这方面的描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矛盾现象呢？
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评价一定要从曹雪芹对其全部描写中来作出判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曹雪芹在接受畸笏叟的意见删改时，决不是简单地在数量上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按照“赦之”的要求，将有关秦可卿的几乎所有内容都进行了重大修改。于是秦可卿就从原来以“擅风情”为特征，与贾珍一同负有道德责任，带有浓重“淫妇”色彩的否定性人物，改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十分善良贤淑被迫屈从的肯定性形象，成为一个令人十分同情的少妇，这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曹雪芹对她的基本态度显然是同情的，是把她作为一个有补天之材却无补天之命的少妇来惋惜的，因此将她置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金陵十二钗正册之中，属于“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一。其次，她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的那个乳名兼美字可卿的少女虽非一人，但是在艺术上具有同一性。这个可卿“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表明曹雪芹认为秦可卿在某种程度上兼有黛玉和宝钗之美，是一个值得宝玉喜欢的女人。曹雪芹从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好感，对她的遭遇感到真切的同情，还通过作品中贾府上下各色人等对可卿的真诚怀念、痛惜之情和高度赞扬显示出来。至于说，对秦可卿的批评，也不奇怪。曹雪芹笔下的重要人物，从贾宝玉、林黛玉开始，几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何况秦可卿是一个从否定性人物改为肯定性的艺术形象，留下一些原有的否定性痕迹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甚至猜想，为了使艺术形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增加阅读趣味，曹雪芹故意留下一些原来情节的痕迹，或者故意留下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在判词和《红楼梦曲》中依旧将她放在最后。正如脂批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作者“又弄狡猾”之处，需要我们“不从正面看，方是会看”。就像我们在另外一些人物身上见到的那样，由于曹雪芹的“狡猾”，造成了我们的某种“误读”。而读者一旦从全文着眼，仔细阅读，就会得出最接近于真实的结论来，所能够得到的审美享受，自然也就大大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畸笏叟本来是从封建道德标准出发让曹雪芹“赦之”的，一个“赦”字，透露了畸笏叟本意不过是让曹雪芹不要把她写成淫妇而已，未必有更高的要求，更不是什么出于政治性考虑。如果一定要说是“非艺术因素的考虑”，那么也只局限于封建道德范畴而不涉及与皇权有关的政治斗争。但是核心情节与人物形象基调及主题意义往往关系十分密切，改变了秦可卿在“淫”的问题上的情节内核，就必定影响到人物形象的道德评判及其所体现的思想意义。因此曹雪芹修改后的秦可卿，成为一个美好的令人同情的少妇，有补天之材却无补天之命，成为封建大家族的第一个牺牲品，从而使秦可卿艺术形象大大加强了对于封建道德的批判力量，这显然是畸笏叟始料不及的。
脂批者对《红楼梦》创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尤其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实际上都是出色的评论家。如果没有畸笏叟的意见，原来的秦可卿很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可琢磨的东西。
从审美的角度着眼，曹雪芹的这种修改，大大增强了秦可卿形象的模糊美、朦胧美，无论是情节还是细节都添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焦大醉骂“扒灰”时，贾珍和秦可卿的关系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的那个女孩子为什么叫“兼美字可卿”？秦可卿在与贾珍的关系上究竟有没有责任？她突然病，突然死，究竟是什么原因？等等，足有十几个问题。这就为读者探究事实真相，饶有兴趣地去寻找、拼接、推测、联想、考证那些蛛丝马迹，甚至发挥艺术想象力，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秦可卿出场的时间不长，所用文字不多，生命短暂，但是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之深，令人回味的东西之多，值得进一步去琢磨的魅力之强，都是整个作品中极为罕见的。这种模糊美与不确定因素的广泛存在，是《红楼梦》禁得起反复琢磨令人回味无穷的重要原因。
红学中还有多少学
由于对秦可卿艺术形象解读的角度不同，引起了关于红学甚至涉及文艺学、历史学、逻辑学中的某些问题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结合秦可卿形象作一些澄清。
有读者问：红学中究竟包含多少个分支，里面还有多少个“学”？
在这里首先要分清三个概念：对某个方面研究形成的“学问”、“学”和“分支”不是一回事，三者很不一样。许多名家、名作的研究都形成了一种学问，下面都可以有好几个分支，但是这门学问也许还不能称为“某学”，底下的分支就更加轮不上了。总之，“学”的范围要比“分支”大得多，地位更比“分支”高得多，不是对任何一种学问的研究都可以称得上“学”。
据我的理解，一门学问要构成“某某学”，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否有一个足够品位与宏大的研究对象；第二，是否已经形成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第三，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而言之成理的理论体系与大量研究成果；第四，最主要的是，是否已经被除了本领域以外的学术界所公认，为广大学人所接受，至少是大多数人默认，不反感。
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中国语言文学”是十一二个一级学科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大概是二级学科了。据说没有“三级学科”这一说，如果有，那么“中国古代小说”大概只好屈居或者荣登了。按照这种排法（这是我杜撰的，请原谅），研究《红楼梦》的红学顶多算“四级”学科（如果将来有四级的话）。因为严格地说，研究《红楼梦》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来只是一句戏言的“红学”，竟然约定俗成地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研究它居然形成了一个“学”，据说和敦煌吐鲁番学、甲骨学并称为三大“显学”，可见成为“学”之不易到何等程度！我认为所有热爱《红楼梦》的人都应该感到已经万分荣幸了。因为许多其他大文豪、名作家、泰斗级大师级学者、经典著作，也都有不少人研究，队伍之庞大有些也许还超过《红楼梦》，其中不乏学术造诣高深、非常令人尊敬的专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大批优秀成果，甚至比研究《红楼梦》的多得多；而且这个那个学会的成员有时也称自己这方面的研究为“某学”或“某某学”。但是在整个学术界很难听到响应的声音。尊敬归尊敬，但是外界通常只说他（们）是研究什么的，是搞什么的，而不说是搞什么“学”的。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诗、词、散文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全能冠军；他政治上也颇有建树，经历十分曲折；对儒道佛三家都有很高造诣；还有其他好几个方面的杰出贡献。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大散文家，合称“三苏”，所以苏轼的家世也很值得研究。研究苏轼的学者很多，有人重点研究他的诗词，有人重点研究他的散文，但我从未听说有人自称研究“苏学”或“苏轼学”，或者说主要研究“苏学中的散文学”。也许有人说过，我孤陋寡闻，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只听说过“某某人是研究苏轼的”，或者说“某人重点研究苏轼的散文”。所以要成为什么“学”，是极其不易的。光是自己说固然不行，光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圈儿里的学者说也不行，还要学术界广泛接受才行。当然这里没有什么审批手续，没有谁准谁不准的问题，那是一种习惯，是约定俗成。光是他们自己称呼这“学”那“学”，别人仍然说“研究谁谁”，到后来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没意思，交流起来不方便，不大提了。如果谁对我说他是研究“苏学”的，那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是研究前苏联的，可能就会问他：“你是研究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所以一部《红楼梦》居然弄成了一门“红学”，这里有多种因素起了作用，当然首先是《红楼梦》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所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票友们都很知足，好好地把这一个“学”弄好就行了，就够不容易的了，别再折腾出什么别的“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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