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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苏美尔人有“7月7”的节日，与中国同。但是他们的岁首却在6月。
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型文字也“接近”汉字。有人说楔型文字几乎是世界上一切象形文字的鼻祖，包括埃及象形文字。
中国为什么有象形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主要来源于埃及还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这些应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的一道课题，当然研究的起点应该在甲骨文这里③。
我自己对全人类文字体系的不成熟猜想是：苏美尔文字衍生出埃及象形文字，然后从既表音又表意的埃及文字中，发展出了中国象形文字（同时保留了表音的原始特征），西方从埃及借鉴走了一部分表音特征。对于全球同源的语言研究，我个人才疏学浅没有深入研究，但许多人已经有一些基本答案，在此我摘抄一段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现代印欧语中许多语言都有代表“绵羊”的字，那些字都很相似，如立陶宛avis、梵语avis、拉丁语ovis、西班牙语oveja、俄语ovisa、希腊语owis、爱尔兰语oi分别指涉绵羊。研究那些语言分化后的语音代换过程，就可以知道所有那些字同出一源。那个没有文字记录的古代语言我们叫做“原印欧语”。（作者李王癸）
另外，苏美尔时期著名而发达的“彩陶文化”不由人不想到他们很可能就是中国“仰韶文化”的创始者，“仰韶文化”实际上有一个代称，即“彩陶文化”。
同时，中国人与最初的苏美尔人还有许多相近的风俗。如中国远古时期有使用陶棺的习惯，南北都有零星发现。最著名的陶棺使用者应该是虞舜，他恰好就生活在仰韶时代范围之内。虞舜生活的时间大约为4000多年前。传说中的虞舜是两个瓦棺合葬。我记得参观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时也有瓦棺——似乎主要是用于小孩，但有也有发现成人使用瓦棺的，为什么如此尚不清楚，但无论何人使用瓦棺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身份都不一般。苏美尔人恰好也有瓦棺风俗习惯。半坡遗址中有一个葬俗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全部头向西。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利未记（7）
在婚姻喜事中，中国人至今都有娶进新娘后让新郎揭新娘盖头的习惯，而这个习俗古代苏美尔人早就有了！
医疗方面，苏美尔与中国传统医学如出一门：草药。“在两河流域，草和药是同义词，这和中医十分相似，……有三块泥版文书列举了几百种植物的名称，这些都是草药。还有的铭文提到动物躯体某些部分的药用功用，也有铭文记载着矿物类药物的名称，如各种盐类、矾、矿石粉末等。”①
甚至在药名的取用上我相信都来自同样的传统：“有些医生特别迷信某些具有魔法意义的数字，使用药物总离不开数字7，如‘七滴药水’、‘七粒药丸’。有时还要搞些童男童女来帮忙驱邪。这些都体现了巫医不分的特点”②。
在诊断的方法上苏美尔人和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就更接近了：“ 学术派的医生主张看病之前要先问清病因。他们重视观察病人的症状、体表温度、脉搏跳动次数，并加以详细记载，然后再对症下药”③。假如有人以为以上文字是在描述中医，那您就错了，实际上它是两河流域医术的一部分。
与“学术派”相对应的是“实践派”医生，他们使用“医疗手册，这些手册记载着各种疾病的症状，指示医生如何用药，医药主要由本地的草本药物、矿物药物和动物药物组成。草本药物主要是各种植物的根、茎、叶和果实。使用时或干或鲜，一般药经过筛选、粉碎、浸泡、煮沸，再和醋、酒、蜜、固体油脂混合，做成各种药物。有的内服，有的通过灌肠器灌入体内，有的做成膏药外用。其中，我们知道有些是宣泻药、止咳药，有些作用还不清楚。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药方大都是宫廷秘方，但是这些药方中完全没有贵重药品、进口药品……。①”
苏美尔在建筑方面多使用泥砖，并有涂白墙的习惯。这在中国如嵩县也能找到样板：嵩县的车村和白河两个乡都有涂白墙习惯，但周边其他乡却不一定有此习惯。这些分别可能说明了一些文化上的差异。犹太人也有对白色的崇拜，所以不好区分汉人之白色喜好是否出于苏美尔人。好在苏美尔人与犹太人本来就有文化渊源，所以这个区分或许已不重要了。
在遥远的古代有以上这些明显的对应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密集”了。当然进一步的确认需要更多严谨的考古工作者去落实。我只是指出一个可疑的倾向来。
以上是苏美尔人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对比。我认为，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人们很可能也继承了部分苏美尔文明，他们的另外一个成分是夏、商，这个推论的基础是对几地医疗、建筑、服装以及考古发现等对比的结果，但是对藏族的对比在这里并没有充分展开。我认为，藏族与内地的汉人并无特别大的文化分别，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那里的进化节奏慢了一些，但是其人种古老不让内地。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藏族的祖先是由一个名叫“雅隆”的部落发展而来的。中国西南这个地区无论如何都与“亚伦”、“阿龙”或者“Aaron”有联系密切。
对于苏美尔相关的两河流域的文明，这样一个总结或许是全面的：“两河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他们在西元前4000年以前就来到了这里，两河流域的最初文明就是他们建立的。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以及迦勒底人，继承和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成就，使两河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页。其中巴比伦人的成就最大，因此，两河文明又被称为巴比伦文明。①”
但苏美尔人与石头文化无关，他们用泥板写字，用泥土盖房子，这些是明显的标示，可与中国境内有明显石头崇拜的民族相分离。苏美尔的楔型文字后来蔓延至埃及，另外他们也用兽骨写字，这些都与中国的甲骨文会多少有些联系。
无论巴比伦人或狭义的苏美尔人是否曾经构成了中国的仰韶文化，看来早就有人怀疑两河流域的人与中国有过交流了。在《长河落日 巴比伦文明探秘》（李铁匠著）一书174页，有这样一些文字：
苏美尔人到底从何而来，有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先秦史籍中提到的“胥靡”，可能就是苏美尔的对音。“胥靡”作为奴隶而言，可能就是苏美尔战俘奴隶。“胥靡”作为春秋时期郑国的古邑（故址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它的得名必然有其原因。它很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在中国居住过的地方。只是因为民族迁徙的结果，苏美尔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远走他乡，才留下了这样一个地名。
我同意“胥靡”与“苏美尔”之间的联系，但是我反对“战俘奴隶”的推论，他们本来就是这里的主人。
接着，李铁匠先生给出了如下结论：“苏美尔人的故乡在中国！”我当然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原因很明显。中国的历史太短，不能涵盖苏美尔的历史，就两地在那个时期之前的文明发达程度看，苏美尔人只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他继续给出的例证却也可以直接拿过来佐证我的观点，说明中国与苏美尔之间迁徙通道的存在：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苏美尔人是从中亚经伊朗迁入两河流域的②。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中亚地区的安诺文化③和中国的仰韶文化就有某种联系。在安诺文化的遗址中，就发现了类似仰韶文化的彩陶。过去，国外学者曾提出过仰韶文化受到安诺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理论。这种理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学者的反对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就能说得通。在中国华北地区，古代除了蒙古人种居民之外，也生活着古印欧语系的居民，这是学术界一致肯定的意见。在古代民族迁徙不断的情况下，也可能距仰韶（在今河南渑池）不远的胥靡，当时就居住着一支古印欧语系的“胥靡人”。由于他们向西迁徙的结果，把仰韶文化的彩陶制造技术传入了中亚的安诺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安诺，而是继续西进，直达两河流域。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中国学者对解决苏美尔人的起源问题，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亚历史大事年表③：
公元前15000年④ “肥沃月湾⑤”的东方形成“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
公元前12500年 “肥沃月湾”的西部，传统村落社会形成。
公元前9500年 新石器时代农业萌芽，从事种植生产大麦与小麦。
公元前8000年 新石器时代为文化开始。
公元前7500年 开始了畜牧活动，适用陶土作成工具，同时也使用石器。
公元前5000年 苏美尔人建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乌鲁克，设立学校和图书馆。
公元前4500年 “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市艾力都建立。
公元前3500年 使用楔形文字，包含五、六百个表音符号。
公元前3100年 南方苏美尔人进入城邦时代，主要的城邦有乌鲁克、乌尔等。
公元前3300年 商业行为中使用陶球算石、泥板纪录、六十进制法，使数字与图像符号结合。
公元前3000年 城市纷纷在各地建立起来。
公元前2900年 早王朝时代人类第一部史诗“吉葛美修”出现。
公元前2300年 北方闪族建立阿卡德王朝。
公元前1900年 腓尼基人创文字。
公元前1894年 阿摩利王朝入主巴比伦，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
公元前1792年 汉摩拉比时代，汉摩拉比法典颁行。
公元前1700年 使用马匹，两轮战车改变战争型态；腓尼基人开始利用迦南人的文字，此为最早的字母。
公元前1600年 爱琴文化达到极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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