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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给床下定义，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有问题，“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种定义，与其说是指床，倒不如说是指棺材。好，不再说不祥之言，就通过这种定义吧。
就这样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学问的开始。有学问的答案是：——古人没有板凳、椅子、沙发，古人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久，才学会坐床；一坐上床，床就坐卧两用；所以才叫“人所坐卧曰床”。
——床上功夫
席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蓆），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区分人我、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这个单位，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而二，叫“割席”。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被安排“与骑奴同席而食”，两人大不高兴，就把席一割，表示不同席；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门外有车马之声，华歆起来去看热闹，回来就被管宁割席，说你格调这么低，“子非吾友也”！这两个故事，都含意很深，都说明了“同席”是有规矩的。
不但同席有规矩，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东边主位的是“首席”，西边敬陪末座的是“席末”，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席”、“入席”、“筵席”、“酒席”、“离席”、“逃席”、“缺席”、“主席”等等，都是从这儿变出来的。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所以有“避席而请”、“越席而对”、“侧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席不正不坐”等种种典故。
——床上功夫
椅子的由来
床的体积太大了，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鼾睡，殊嫌美中不足；何况庙堂之上，摆个大床，实在也不好看。这时候，西方文化帮了大忙，一种叫做“胡床”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时间在二世纪尾、三世纪初。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只能老子一个人坐，这就是椅子的前身。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到了北宋末年，全国大流行，统治者有御椅，大富翁有檀香椅，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从此坐有坐样，卧有卧样，不再坐在床上，更不席地而坐了。床和椅子，从此也变成两件家具，不一物两用了。
——床上功夫
中国人喝酒的故事
一个三国时代的郑泉（孙权的吴国人），临死以前，要求把他尸体埋在做陶器的工厂旁边。他说：“以后我的尸体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厂做成酒壶，那样我多过瘾呵！”
这是中国人爱酒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幽默。
喝酒一件事，本来是一种享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过度礼节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纵酒吐酒的酒鬼。一个攻击酒礼的故事，很有意思：钟毓和钟会兄弟小时候，以为爸爸睡觉了，一起偷酒喝。其实爸爸没睡，正在偷看他们的偷酒表情：钟毓喝酒的时候，“拜而后饮”；钟会呢，却“饮而不拜”。爸爸奇怪了，便起来问理由。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可是钟会却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历史上，用酒来办事、来避祸的例子也很多。曹参为了怕官吏打扰老百姓，整天喝酒示范，表示我们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别去找老百姓麻烦；陈平也为了对政事不表示意见，整天喝酒装糊涂。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酒中得到了真理与存在。历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个不会出卖你的朋友。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说“酒”
“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所以，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发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姒桀（姒是他的姓，桀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
夏桀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于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故事的一种作用，都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劝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中国人的婚姻观与恋爱观
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
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固然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
人人都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叔嫂不但不能通问，寡妇甚至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
——爱情的刽子手
中国传统“爱情”
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
——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人的“贞节”观念
“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颢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颢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
程颢有一个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老师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泛处女主义
在已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不容侵犯，谁在侵犯她精神上的处女膜（不管她是否有过性关系），她都是哇的一声叫起来，然后生闷气、寻短见——这真是高度的东方精神文明！
——论“处女膜整型”
娼妓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