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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突然离开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受的。
两种心情矛盾的结果，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在这篇《抒怀》的最后，他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记得十几岁做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虽然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原文是：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这是我的现身说法。但是，我的“再少”在我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工作。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
季羡林从八十岁开始，自命为陶渊明的信徒，并且把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首陶诗旷达倒是旷达，但总给人一种对命运的无为、无奈的感觉，稍嫌有点消极。季羡林到了八十七时，用东坡词替换了陶诗，作为自己新的座右铭。东坡词的境界之博大，气势之雄健，不甘于受命运摆布积极的人生态度，显然比陶渊明更能激励季羡林，况且，季羡林“我道人生有再少”，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掷地可作金石声，分明表现出季羡林在走过一段暗路后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昂扬振奋的心情。这是季羡林在望九之年精神状态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超越。
到了2000年12月30日，季羡林在写《九十述怀》时，已经完全摆脱了几年来压在他心头的重负，恢复了昔日乐观的心情，并且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他写道：
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我的乌龟。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还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我们彼此除了真挚的友情和友谊之外，决无所求于对方。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到的却不止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概括！
文章末尾，季羡林充满信心地写道：
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我十年后再写《百岁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
季羡林在完成这次精神上的超越以后，完全回复了往日平和乐观的心态。大家又看到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又听到他宛如孩子般清纯的笑声了。
季羡林虽不锻炼身体，到八十岁时，他身体的状况却比同龄人还算略胜一筹，除了偶尔患心律不齐的毛病，就是每年秋冬之际，哮喘病时有发作。这两种小病并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他也就不太在意。八十岁以后，季羡林步入老境，身心两个方面，都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眼睛首先出了问题，看东西模糊起来，逐渐连红绿颜色都分不清楚了。医生检查，确诊为白内障。于是到医院动了手术。当时只做了右眼的手术，左眼留待以后再做，据说这是正常的做法。术后，季羡林的两只眼睛视力相差悬殊，右眼是0。6，左眼是0。l，看东西一明一暗，颇感不适。但不管怎样，毕竟能写字看书了，他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就这么着又凑合了几年。近些年，O。6的右眼突然又出了问题，眼球后面长出了一层厚膜，把视线挡住，尚有0。1视力的左眼视力也在下降，连0。1也达不到了。这样一来，季羡林一下子成了一个半盲人，以致伸手不见五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既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整天在昏天黑地中过日子，这对季羡林来说简直痛苦至极。他说：“我变成了‘目中无人’，即使是熟人，一尺之内才能分辨出庐山真面日。我又变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上不见蓝天，下不见脚下的土地，走路需要人搀扶，一脚高，一脚低，踉跄前进。”过了一段颇长的等待时间，到了2000年，季羡林“二进宫”，终于住进了同仁医院，经过“北京第一刀”施玉英大夫的治疗，他的双眼才重新“大放光明”。这让季羡林高兴得“真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祈祷上苍：“千万不要让我‘三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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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浪大化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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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眼病刚刚痊愈，2001年，季羡林又因肾脏出了问题住院一个多月。2002年因心脏不适又住院治疗。人老皆有病，这也是不可抗御的自然规律，季羡林心里十分清楚，所以他并不慌张恐惧，而是泰然处之。他在2001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一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便血四五次。这可能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我却泰然处之，心里极为平静。文章照写不误。”
季羡林对自己在疾病面前这种超然自得，淡泊处之的心态，甚感欣慰。他后来在文章中又写道：“实际上，我当时想了很多很多，浮想联翩，也想到了那一种最可怕的病。这种想法像是一团魔影萦绕在我脑际，一直陪我到了西苑医院，又住进301医院。即使是这样，我确实做到了日记中所说的‘处之泰然’。这一点颇令我自己感到无限的欣慰。”但是一旦生病便不能看书写字，这是季羡林感到比病痛更难以忍受的事。目前，九十二岁的季羡林仍然坚持早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每日工作七八个小时。
1990年以后，季羡林声名日隆，名声四被。于是，各种各类人物，从国内国外纷至沓来，纷纷拥到朗润园l3公寓季羡林家里，要求同他见面。季羡林家的门坎几乎快被踏破了。有时候，季羡林一天要接待六七批来访者。他开玩笑说，自己“简直成了医院的主治大夫”，家里吃饭的屋子成了候诊室，客厅成了诊室。来访者呼名鱼贯而入。季羡林还成了照相的道具，采访者“审问”的对象。人们排队轮流同他照相。他最怕的是摄影师那一声棒喝：“笑一笑”。他说：“同老友照相，当然可以发出由衷的笑来，同素昧平生的人照相，能笑得起来吗？”2001年8月，季羡林回山东临清老家祭祖，给父母亲扫墓，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竟有六个电视台摄制组随同摄影。当地政府因为他的到来，专门清道开路，沿途岗哨林立，两旁人群夹道欢呼，官庄1700多人都出来欢迎他。季羡林见到这般情景，感到诚惶诚恐，心中十分不安，连声说：“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乡给我这么高的荣誉，简直像一个国家总统访问北京。我实在于心有愧。”可是人们完全不听他的，也不理解他的心情，盛大欢迎仪式照办不误。这让季羡林陷入了尴尬与痛苦之中。
季羡林每天还收到成捆成包的信件。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季羡林不可能一一回复，又不愿让来信人失望，只好请他的助手、学生代为回复。他曾经说过：“今后再不接受来访，再不答应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落地，敲门声已经响起，又来人了。有的人竟在门外等候四个小时，只求一见。简直成了现代版的“程门立雪”。季羡林是一位宽厚仁爱之人，岂能让客人在门外空等？只好赶紧请进家里来。实际上哪一个来访者也拒绝不了，季羡林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可是这样的“轮番轰炸”，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无论体力心力都是吃不消的。近年来，他常常发出慨叹：“我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他在《九十述怀》一文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在别人眼里，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到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惬意。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整个90年代，季羡林是在家遭不幸、疾病缠身和成名之累三者夹击中度过的，其中的苦痛艰辛外人是很少知道的。可是，他的三部巨著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完成的。这里用得着季羡林喜欢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老当益壮的超人毅力与雄心壮志，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最后“冲刺”，登上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巅峰。这同样是一种自我的超越。一种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