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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或在学习过程中转学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必须彻底改革，学院将实行短课制、学分制、讨论式教学，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十分强调新思想、观念、教育，应用知识与技能教育和熟练应用英语能力的教育。
经过我实地考察，拟将该学院建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的唐家湾，它面临珠江口；是清末要员唐绍仪的私邸，是办学的理想之地。我曾就办学之事，与珠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过多次洽商，办学方案也递交给了他们。尽管他们很赞赏我的办学方案，但它毕竟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付诸实施，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1988年5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办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的第一次会议。这个论坛的宗旨是，全面探讨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呼吁全社会发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道德，讲求科学方法，以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和事业的发展。这个论坛是由全国科学界、理论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批著名学者发起的，钱学森、钱三强、何祚庥、于光远、龚育之、郑必坚、高占祥、朱丽兰、胡亚东、吴祖强等参加了第一次的论坛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出于对改革的炽热之情，我在会上作了“科学文化也是硬任务”的发言。一开头，我有感而发地说：“论坛关键在‘论’，与会者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我们的论坛，使领导决策部门做到‘择其善而听之、择其善而从之’。如果能这样，‘论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我的教改情结（2）
在阐述了我国长期不重视科学文化建设以后，我自问自答道：“怎样才算真正重视科学文化工作了呢？我看主要是两条：首先是增加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投资，使教育科学和经济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其次是发挥科学文化的作用。这里，我想就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政府决策的咨询作用谈点看法。我认为，政府为了决策的需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是必要的，但也不应忽视发挥社会科学院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的作用。不客气地说，我国政府里的一些研究机构往往行政化了，可能成为某种政策或讲话的注释班子，恐怕难以进行独立自由的研究。相比之下，研究所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可能更客观地提出一些研究报告，至少可以作为领导部门作决策的一种比较方案。可惜的是，广大的研究人员既得不到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又没有坦诚直谏的机会和政策上的保证。”
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由于我对教育的热爱，总是以理想主义的标准来评判它，因此我对国家的教育状况少有满意，对教育主管部门的某些政策多有批评。其实，我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我既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又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
《对十年教育决策的回顾》，就是我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一篇批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文章。有人把它说成教育上的“十批判书”，这对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只能说“是”而不能说“不”的状况，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反叛，说出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心里想说的话。
在文章一开头，我开门见山地说：“近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某些发展，曾一度出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曾几何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不那么响了，教师厌教，学生厌学，辍学现象屡屡发生，‘读书无用’的思想重新抬头，文盲大量增加，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等等。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决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接着，我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失误，它们是：
关于高校的简政放权的问题；
关于高等学校发展模式；
关于教育经费问题；
关于评定职称和实行聘任制；
关于加强基础教育问题；
关于留学生政策；
关于取消毕业生分配；
关于创收和勤工俭学；
关于研究生教育；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在文章最后谈到教育改革时，我写道：“从全国来看，教学领域里的改革几乎没有摆到议事日程上，也从未听到主管部门负责人提倡和部署这件工作。教育改革既是教育思想上的转变，又是教育实践的探索。因此，在教育改革中，应当加强教育理论的研究，明确应当坚持什么，应当改什么，使教育改革在现代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健康地进行。遗憾的是，我们对教育改革中的理论问题研究得太少了，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失误，大多与缺乏教育理论指导有关。”
1989年3月3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第4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我应邀在会上作了“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几点认识”的发言，其内容分为两部分由《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了。
在发言开始，我就尖锐地提出：“教育问题已成为全社会议论的一个中心。人们之所以关注它，不仅因为它重要，而且还在于它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是危言耸听吗？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危机往往孕育着生机。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危机，变危机为使命感，克服危机，迎接生机。这正如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诗中所形容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对于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我从结构学上提出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的，如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知识分子工资微薄，“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等；
第二个是内层的，如学科与专业体系割裂，教学内容陈旧，教材落后，教学方法死板等；第三个层次是核心问题，如陈腐的教育观念，落后的教育理论，僵化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等。当然，这些问题是相互牵连的，但是核心问题乃是教育中诸多问题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才能使教育中的问题逐步解决。
为了制订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我提出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牢固地树立三个观念：第一，教育危机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出发点；第二，教学领域里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第三，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是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我认为，惟有以这些思想为指导，才能制订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也才能使我国的教育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的需要。
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治国之道在于重教，而治教之道在于尊师。因此，只要把“振兴中华”的口号落实到增加教育经费上，把“科教兴国”的口号落实到增加教师的待遇上，教育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教育也是会走出困境的。
对教育理论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毕竟是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因此任何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方案，只有付诸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方可证明其正确性。基于这种认识，根据多年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心得，我起草了一份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实践这一方案。
我在这个方案的导言中写道：“我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了，高等教育怎么办？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状况，是否能适应改革后的经济基础呢？能否为改革大业输送‘改革型’和‘创造型’的人才呢？是否能赶上正在改革中的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我的认识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推行改革的措施之一，就是开辟改革的‘试验田’——中国实验大学。”
中国实验大学必须克服传统大学的弊端。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弊端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的拨款机制等。在六弊之中，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从而抹杀了人才的差别，束缚了他们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我的教改情结（3）
中国实验大学不应再沿袭现有众多大学的模式，应独具一格，走一条创新的办学的路子。它既不同于文理大学，也不效仿理工类的大学，而是准备建成“经”与“技”相结合的大学。这里的“经”，是指广义上的经，包括经济、工商法律、管理、领导和决策等学科；技是指高技术，包括激光、电脑、微电子、新型材料、能源、生物工程、信息工程等。在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日本新型的筑波大学。
除此以外，实验大学在教育体制、学制、教学、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招生办法、学生思想管理等方面，也要进行大胆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开展的，即为实施创造教育营造民主、自由、宽松的环境，让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
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得到支持，我把“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方案”寄到教育部和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同时我也寄给了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我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光明日报》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该报于1992年10月13日，以《情况反映》（第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