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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联合申请单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成都有机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这个重大项目包括13个子课题，其中上海有机化学所7。5个子课题，南开大学2。5个子课题，其他3个单位各分得1个子课题。我申报的子课题名称是：金属有机非线性光学材料和导电体的合成与性能的研究，被定为该重大项目的第13个子课题。
1988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北京西山招待所正式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我们申报的重大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参加评审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研究所、中国医药科学研究院的11位著名的化学家，他们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特别邀请的，要求他们与各申请人没有师生或者科研合作关系。按规定，课题总负责人黄耀曾先生作40分钟的发言，介绍课题的总体设计。
然后，每个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作20分钟的汇报，需要对该课题的国内外研究概况、课题的研究意义、立题的学术思想、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研究条件和预期成果等方面，作简明扼要的介绍，并回答评审专家的提问。由于我申请的课题很特别，是与其他子课题完全不同的新领域，所以评审组的专家们既感兴趣又有颇多的疑问，讨论很热烈。幸好，对专家们的提问，我一一都作了清晰的回答，得到了他们认可。他们表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应当鼓励创新，即使遇到困难，也应当坚持下去。
经过专家组的论证，认为这个重大项目研究，目标明确，意义重大，学术思想新颖，技术路线合理可行，一致同意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此基础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式下达了任务书，总共拨款175万元，完成任务时间为5年。根据需要与可能，经过协商与平衡，我们子课题组分得经费14。5万元。在保证日常实验费用开支的情况下，我们运用这笔资金购买了紫外光谱仪、电脑等仪器设备，安装了一台倍频测试（粉末法）仪，这就为完成该项科研任务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在进行金属有机固体化学基础研究的同时，我们又向国家科委提出“863”计划项目申请，以便使该项研究向应用方向发展。所谓“863”计划项目，是由国家科委于1986年3月启动的一个重大研究计划，目的是选择那些既有明确的应用前景，又有很好的工作基础的高新技术项目，加大经费资助的强度，确保在限期内突破，并迅速实现产业化。这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战略部署，它不仅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而且还大大地推动了知识经济发展。
1989年9月，我们实验室向“863”新材料专业委员会正式提出申请，具体课题名称是：有机和金属有机非线性光学材料研究。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我们的申请获得通过，于1990年4月被批准，并正式下达任务书，被列入“863”计划715新材料领域。“863”计划项目，虽然是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同步，但是在管理上是实行“滚动计划”的办法，打破一次评审包到底的铁饭碗制度。也就是说，任何一项获准的研究项目，如果任务完成得不好，就得被滚动出去；而有些未被列入“863”计划的项目，如果确实作出了创造性的成果，经过申请和批准，又可以随时被滚动进来。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竞争，优胜劣汰，促进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按照规定，“863”计划项目每年评审，并将根据评审的结果，决定“滚出”和“滚进”的项目。1991年1月，“863”计划715新材料领域，在北京大钟寺饭店召开评审会。同时举办各子课题研究成果展览。我深知，这次评审会十分重要，将决定我们的研究项目是继续“滚”下去抑或是“滚”出来 。因此，在赴会前，我准备了汇报材料，制作了彩色幻灯片，还带去了三个晶体样品展出。尽管我的课题自下达任务到评审尚不到一年时间，但是我们取得的成果却是很突出的。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我们按照非线性光学“分子工程”原理，共设计和完成了五个类型105个有机化合物，鉴定了它们的化学结构，测试了它们的非线性光学倍频效应。
其中，还发现了一个有机化合物和两个金属有机化合物，其倍频效应比现在应用的无机倍频晶体要高，显示出一定应用的苗头。此外，还完成研究论文多篇，已发表了4篇。
说实在的，对于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自信能够顺利通过评审，能够“滚动”到下一个年度“863”计划项目中去。但是，出乎意料，我的研究课题却未能通过评审。但是，并没有人把这个结果正式地告诉我，更没有人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发现有些课题收到了发下的表格，要求填报下一个年度的研究计划，而我却没有收到这种表格，我有些不安，下意识地感到：课题可能被淘汰出局了。尽管未通过评审的项目不止我一个，但是像这样尴尬的局面，我还从没有遇到过，心情当然是很不好受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研究任务完成得不好，或是课题性质不对号呢？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未获通过的原因。于是，我约见了“863”新材料专家委员会的首席专家，我们本是老熟人，彼此心照不宣。未等我开口，他抢先解释道：“你们课题研究方向很有意思，颇值得探索，在很短的时间作出很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性质上来说，你们的项目还是属于探索应用基础研究，距实际应用的目标还很遥远。如果继续保留在‘863’计划项目内，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主动退出。”接着，他又以抱歉的口气说道：“其实，当初就不应把你们的项目纳入‘863’计划项目内，这是我们工作疏忽造成的。既然进来了，但不到一年，又要让你们出去，可能给你们的工作造成了被动，对此，我们谨表歉意！”
对于这个首席专家的解释，我当然提不出异议，但我毕竟感到释然了。于是，我表态说：“感谢你的一番解释，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完全支持创新的‘滚动制’的管理办法，也能正确地对待实事求是的、公平的竞争。”最后，我又开玩笑地说：“我们的研究课题是超前的，问题是我们以这种超前意识来申请‘863’计划项目，所以就脱离了实际。如果‘863’计划项目能延续到21世纪，那时你仍然是首席专家，我也没有退休，也许那个时候再来申请‘863’计划项目，就会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俩都会心地笑了。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培养研究生
自解放以后，我国高等学校虽然沿袭了培养研究生制度，但是仅仅局限在少数重点大学的极少数的教授，不仅数量少，而且没有颁布授予学位制度。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存在“左”倾路线，把学位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另一方面是受到学校科学研究条件的限制，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拿武汉大学化学系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只有两个教授招收研究生，总共培养不到10个研究生。即使这样小批量的培养工作，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也完全停止了，以至于造成我国人才结构上的断层，出现青黄不接的严重现象。
1978年1月，我在国家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时，主持召开了首次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当年首届研究生进校了。接着，又颁布了《研究生学位条例》，使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其规模也逐步扩大，呈现出研究生教育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我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后，自1983年我开始招收研究生，每年招收1至2名，到1995年我退休为止，共招收和培养了16名研究生。他们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其中，有8人出国继续学习，其余的有的分配到科学院和高等学院工作，也有的从事科技产品开发，成了“知本家”。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因此无论是在培养的规格上或是在培养的方式上，都应当完全不同于本科生的教育。但是在实际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比较保守，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本科生教育的弊端。为了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我写了一篇《深化教育改革，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文章，发表在《研究生教育与学位》1985年第一期上。在文章中，我扼要地列举了研究生教育中的某些弊端，如统一考试、统一划录取分数线的做法；学制太死，不论文科或理科，一律规定三年；课程太多、太杂，有的甚至是滥竽充数，多数学习内容没有实用价值；把课程学习与科研截然分为两个阶段，不利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方法太死板，完全沿用本科生的“灌输式”教学法；重视分数，忽视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的培养；不尊重研究生的选择权利，如对课程、研究兴趣和导师选择的权利等等。对此，我曾呼吁对研究生教育大力进行改革，要实行弹性学制，大力提倡自学，开设实用的短课，尊重研究生的选择权力，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研究和创新能力等。但是，由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研究生教育管得太多太死，以至于改革难于进行，使得研究生教育成为一个最保守的领域。
我的呼吁，虽然不能从全局上影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但是我却愿意在自己培养研究生工作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局部的改革尝试。在招生上，我坚持不拘一格选学生，不分本校与外校，不分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也不分第一志愿与第二志愿，只要达到了录取标准实行一视同仁，择优录取。何者为优？优并不一定是考分最高的学生。如果说录取大学生，由于人数太多不可能举行面试，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