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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呢？我提出了很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
要坚持“两个中心”的办学思想，教学与科研并重。对此想不通者，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不得干扰科学研究的进行。坚决停止一切政治运动，杜绝政治大批判，保护每个教师自由研究的权力。
要制订科学研究规划，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据此，首批成立10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室，它们是：中国3至9世纪传统文化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法国问题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空间物理研究所，仿生化学研究所，病毒学研究所等。同时，设立100人的科研编制，教师以教学为主，兼做研究工作，科研人员以科学研究为主，兼做教学工作，两类人员重在结合，不得偏废。
要制订政策，要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例如，职称晋升、经费拨款、成果奖励、出国进修、合作研究等等。那次会上，我对教师提出了一个硬性指标，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之内必须培养出3至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理论或应用），出版一本著作。我甚至用激将法提出：如果5年写不出一部专著，那就出版一本教材，再不行就写一本科普书，实在还做不到，那就出版一本“小人书”。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达不到，将通过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免去教授或副教授职务，学校决不搞大锅饭，也决不保护落后！
我在讲话时，特别提出从我做起，希望大家共同监督。
应当说，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起到了向科学进军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会后，孙祥钟教授对我说：“我在武汉大学工作50多年了，像这样抓科研还是头一次。
应当动真格的了，否则真的会被取消重点大学的资格。”
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的危机意识一点也没有因为会议的成功而减少。相反的，在出任校长以后，我感到肩负的责任更大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冲动更强烈了。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多难兴邦，知耻而后勇，不振兴武汉大学誓不休！否则，我将何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为创建武汉大学有功的先贤们？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不拘一格降人才”（1）
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除了思想认识、政策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
国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表明，物色和培养一个学术大师，不仅只是让他办好一个专业和培养人才，他的重要性还在于创立一个学派，带动一片学科的发展或形成新技术的基地。例如，美国核物理学家劳伦斯就是一位学术大师，他原在耶鲁大学工作，他要建造原子分裂器，但是校方不支持他。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得知后， 把他聘请去，支持他建立了劳伦斯实验室，现在该校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的基地，而且有10人拿了诺贝尔奖，形成了颇负盛名的劳伦斯学派。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物色和培养国际水准的学术大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从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聘请优秀的学术骨干，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物色人才的关键是要尊重人才，要有求贤若渴、惜才如金的思想境界。同时，要真正地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当我还在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时，曾看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里的人民群众来信，他就是北京大学著名数学学术大师许宝教授的高足张尧庭。他毕业后本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做许宝先生的助手，从事数理统计研究，颇有成就。可是，1957年被划分为右派分子，撤消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下放到贵州山沟里改造。他在信中，要求编辑出版已去世的许宝先生的文集，以防止该学科的断绝。对于他的建议，我是支持的，并转告北京大学研究落实，同时从收到信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把他调入武汉大学，填补武汉大学统计数学研究的空白。
从教育部回到武汉大学后，我念念不忘在贵州山沟里埋藏的那块“璞玉”。于是，我立即派人到贵州张尧庭所在的工作单位，通过协商很快把他“挖”到了武汉大学。此前，许宝的另一位助手胡迪鹤教授，也从北京大学调入我校，不仅使数学系增添了实力，而且也引入了北京大学优良的研究学风。
张尧庭调入武汉大学以后，很快晋升为数学教授，评定为博士导师，接着被派往美国进修和合作研究两年。回校后，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统计学系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了管理学院的院长，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全国气象局、石化部和交通部等部门合作，在统计学应用方面，获得多项成果，成为著名的统计学学者，被国内许多著名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调离北京大学。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乘公共汽车到北京大学校园，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一栋“筒子楼式”集体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说得准确一些，这不是他的家而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解放后，工作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担任了系工会主席，但是1957年仍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造。
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京大学。如果你们不弃，我愿意去武汉大学，我知道那是一所很好的、很美丽的学校。”
“叶先生，我是真心实意来求贤的，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北京大学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两国政府建立的学术交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同时，我们是开明的，你可以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你可以一人去，也可以带助手；你可以长期在那里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如果生活不习惯，可以随时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愿。”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请。当我辞行时，他送我到门口，向我拱手说道：“一言为定，义无反顾，后会有期，振兴武大！”
回校后，我请学校人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将叶先生调来我校。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很快他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杂志主编。
后来，他培养了10多名研究生，翻译和撰写了多本学术著作，多次主办了全国和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鉴于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对促进中法教育交流的贡献，曾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奖章（教育贡献奖章）。
继叶汝琏之后，我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当时武汉大学学术地位的现状是，人文社会科学略有优势，而理科的力量比较薄弱。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理科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新的科学理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都与理科的各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物理学的地位尤其重要；除了其本身的学术研究内容以外，它又为自然科学的其它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验技术方法。然而，武汉大学的物理系是理科各系中科研工作最弱的，这也是武汉大学科研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物理系师资队伍的建设，尤其是物色和培养学科带头人，就成了一项带有战略性的措施。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不拘一格降人才”（2）
自1979年以后，我校物理系从全国各地引进了多名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高才生。例如，田德成教授是从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调入的，他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在前苏联留学，获副博士学位，他在学术上具有较高的地位，调来后曾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是固体物理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也是该系第一个获取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又如，黄念宁教授是我花费了很大力气，从广州暨南大学挖来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国学大师黄侃（季刚）的第七个儿子，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前苏联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