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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毡裘等手工业制品，皮革远销西域诸国，可见皮匠的遗风很深远！
来到民勤采访时，正值大年初二，人们都在屋里喝酒待客，我想皮匠是拍不上了。恰巧我朋友在乡下的母亲家，有一家邻居，便是一位很有名的皮匠，名叫马继光。可见皮匠在当地随处可见。
来到马继光家时，家人亲戚正围坐火炉，喝茶、吃酒、嗑着瓜子，地桌上摆着一盘盘糖块和花生，此情此景一下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由于客人的来到，他们纷纷让出座位，闪到了一边。
53岁的马继光身穿蓝色的中山装，从外形气质上看，更像是一个退休工人。他家祖上在河北遵化，还是位武官。明朝由于边塞吃紧，祖上迁移此地并落户下来，马继光祖上多是皮匠，到他这辈已是第五代了。他自小帮父亲做活儿，慢慢也学会了皮匠的手艺，小学毕业后，从事农活儿劳动，后来成了模范，并成了村里第一个拖拉机手，这和他的心灵手巧是分不开的。
80年代初期，土地承包后，父子二人在家开始做皮匠活儿，由于主要加工车马农具的皮活儿，故不用上税，收入还可以。
民勤地少人多，光靠种地解决不了肚子问题，从事手工也是谋求生存的手段。而民勤人生活简朴，皮匠也多为粗皮匠，那些好皮子被外边的人收走，卖到外边，从事皮鞋皮衣加工。这里的皮匠多是使用剩下的次皮加工成一些农具和牲畜的围脖（辔头）、鞍子、鞭子、皮绳及社火用的鼓等。而这里又把专制羊皮袄的皮匠称为“白皮匠”；把从事牛皮、骆驼皮、马皮、驴皮加工的皮匠称为“大皮匠”。分工很细。
随现代农业机械的提高，牲畜的使用量在下降，皮货的生意远不如从前。我问马继光，为何不适应时代需求，开发一些新品种？他告诉我：一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有的印刷厂以及汽车所需的皮件活儿，做不来。而发展成皮革加工厂，资金又不允许。
多少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谁家有活儿，找上门来订作，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成批生产销售，偶尔有多余产品，也就是拿到市场上的地摊去出售。
马继光说：“现在根本谈不上竞争，因为干这活儿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个村也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打我父亲起，从事皮匠便很有名，人们都称他为‘马皮匠’或简称‘马皮’，到我这儿，人们也都这么叫着。我儿子并不爱干我这活儿，他觉得干皮匠比干农活还麻烦，还脏，所以还在村里种地。”
我看见从他后院拿出的皮匠工具，大多已陈旧，而且案上也落满了灰尘，一看便知好久没干了。马继光告诉我：2002年一共做了50个左右的围脖。今年开春时，由于春种时节农活忙，还会有些活计。但也无所谓，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马继光院里停着一辆手扶拖拉车，而他家的门楼两侧也都镶上了瓷砖壁画，这在村里是比较新潮的。马继光拿着陈旧的斗，对我介绍说：这可有一百多年了。我注意到他身后门上贴的对联，上有金色的大字：“创千秋业，造万代福。”
第一部分纷纷的毛毛，温温的日子
看见唐培玉的时候，他正身披羊皮大袄，坐在家中烤火，冬日的阳光从宽大的窗户上照射到屋子里，如舞台的射灯一样，强烈有序，炉子上的铁壶里冒出几缕蒸气，这种感觉特好，一下子就有了摄影画面的感觉。
63岁的唐培玉介绍说，他小学毕业后，便在农田里干活，17岁时和三爷学做擀毡，从此就再没有放下。唐培玉的爷爷曾对他说：“光会干农活，饥荒来了就会被饿死。而学会一门手艺，就不怕了。”
以至于后来唐培玉又和父亲学做了棉花匠，并又先后学做了白皮匠、编织匠。因此民勤又有了另一种说法：“匠人占三行，裤子也穿不上。”意思是一个人会干的太多了，就什么也不行（精）了。但唐培玉依然很行。
由于地理历史原因，民勤的人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形成畜毛加工产业。那时毡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用具之一，人们铺的是毡，盖的是毡，穿的是毡（用来遮雨的毡衣，御寒的毡裤、毡靴），戴的是毡帽，在冬天连门帘都是毡，可以说无处不有毡。
从事擀毡的匠人一般都扛着简单的工具（说是简单，那巨大的木弓子也够分量），走街串巷，谁家要做活，就在谁家吃住上一两天，原材料由东家提供，擀毡一般都是两个或更多的人在一起干。而在本村干活时，便吃在东家，住在自己家。我问唐培玉老人，为何不在自己家吃饭，那样不可以多挣点饭钱吗？他说吃不吃都拿那些钱，这是老习惯，自古人们外出做工都是为了讨口饭吃。
早年时唐培玉在队里干，算是副业，计工分，而且还要带徒弟。现在周边地区仅剩下的七个擀毡匠也都是他的徒弟。
年轻时唐培玉也经常出远门，他最远到过西藏，也跑过青海的海西，内蒙古的阿拉善。他说出远门就怕干活太少，还挣不出来路费。唐培玉介绍说：“最后一次出远门，是五十多岁在内蒙古临河市及阿拉善左旗。现在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就偶尔在邻村作点活计。”唐培玉的绝活儿是手套和毡靴，但当我提出要找出样品来见识见识时，向左右的邻人寻了半天，才找来一副毛毡手套，可见现在人们很少做这个了，而毛毡衣更是少见。唐培玉介绍说：“以前的人光着身子在炕上睡觉，炕上铺一层毡就行了，现在人们讲究干净漂亮，在毡子上又铺了一层褥子，因此毡子使用的寿命就长了，用量也就少了。而年轻人睡木床也不铺毡子。”
虽然现在又有了手扶拖拉机的车坐垫及护膝等新产品，但也不多。因此，他的许多徒弟也都不干这行了，有的改作经营塑料大棚或经营蔬菜，什么来钱就做什么。
唐培玉24岁结婚，有两个子女，儿子虽然学会了手艺，可觉得太脏太累，现还是在地里干农活。同样我提出了机械加工、扩大生产的问题，老人说机械可以洗毡弹毛，但不如手工结实，所以凡用毡的人还是要用手工做的。如果毡要绝迹了，这个行当也就停了。
我问唐培玉外出奔波，有什么不平凡的故事或经历，老人一挥手：没有，没有。他只是强调了一句：一生来，从没有因为价格或质量问题与东家发生过纠纷。老人把生活的平淡，落实到了待人接物的平和与价格公正合理的问题上。
在唐培玉老人院门的门楣上，钉有两个鸡头，老人说这是取吉祥如意之意。从民勤出来，我在山丹高速公路下边的草场上，看见有一位牧羊人披着毡衣在古长城下放羊，构成了一幅典型的画面。回到北京后，我的朋友看见这张照片说：“这就与摆拍的一样。”
第一部分民以食为天
走进刘玉莲老人家的时候，我立刻感到这是个有年头的院落，从正屋的柱廊等木质构件上的雕饰就可看出。而对面一排屋子的窗棂也很考究，原来这也是一座所谓地主的院落。虽然它比附近非常有名的大地主院瑞安堡的规模差远了，但据说当年这座院落也是仅排其后的，只是50年代后，大部分院落都拆了，所以已风光不再。
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1947年，这里土匪横行，这个张姓的地主宅院因为没有建成像瑞安堡那样的防御碉堡，只得弃家南逃，留下一位亲戚本家姨夫看家。土匪来了以后，对姨夫进行吊打，用烧红的铁锹烙其后背，逼供财宝下落，开始他还挺着，但土匪又欲烙其生殖器，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地方，姨夫终于招了，土匪将挖出的财宝一抢而空。解放后，张家成了“恶霸地主”，宅院被分，许多院落被拆。今天看到的这个不伦不类的院落仅是留存的一角，而离院门很远的空场上有一棵老槐树，据说当年是种在院中的。
老张头在60年代去世，其二房媳妇生的大儿子解放前就投奔了革命，在县政府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时，张家又遭厄运，全家人有家不能回，财产归公，仅存这一院房子又被没收，只得转住亲戚的院子，几个孩子也四处逃荒。
80年代落实政策后，一家人才又回到这个院落。如今在张家看到一两件带雕饰的老家具也都不是什么太好的，大都为了见新，而涂上了厚厚的油漆。古旧的摆设没有几件能留存下来，大都是新购置的物件。
在张家的厨房中，我看到了一个厚重的面柜，柜面是厚厚的独板，两边立面带有装饰的寿桃，从这并不常见的物件可以想像张家当年的辉煌。可能正因为这个柜子对一般人家并不实用，才没被抢走，所以留存了下来。
从这张老面柜里也可以看出，张家是一个非常重视面食的人家。其实在整个贫困的民勤，家家都是很讲究吃面食。
张家的大儿媳妇刘玉莲，如今已经75岁了，她是当年村中有名的做面馍能手。当我问起老太太什么时候结的婚时，孙女抢先说15岁，老太太争辩说：是16岁。大家都笑了，因为都知道：这位天真的老人，如果承认早婚，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刘玉莲是附近的羊路人，家庭条件也不错，祖上是骆驼客，嫁到张家后，可以说没有享一天的福，早年除了吃苦受累，还要挨批斗。但她觉得，只要有口馍吃，人就能活。她乐观地生活着，顽强地生存着，并琢磨出一手做花馍的技巧，在村里很有名气，许多人家过年都向她来讨教，她也时常将花馍送给村里的邻居、乡人。
刘玉莲的老伴九七年去世了。而她的三儿媳妇彭瑞莲也是羊路人，婆媳之间关系相处的特别好，如今三儿媳也是一个花馍能手了。
彭瑞莲九岁时，父母双双去世，由姐姐抚养大，从小自己做饭，因此生活能力特别强，而且心灵手巧。如今过年一大家子的饭全由她操持，她要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