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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长城望杳冥，阳关一曲醉难醒。月明瀚海水如雪，春尽阴山草不青。”
阳关遗址就是墩墩山上的残破烽燧，有“阳关耳目”之称，而它下面有一条古道，被称为“阳关大道”，在眼前这一切都显得苍凉悲壮之时，我也只有引用古人的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第三部分马可·波罗、走马观花或马路蹄香
老马识途、马可·波罗、走马观花或马路蹄香
只有讲究的平房才有廊子，屋檐下的过道抑或独立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子。颐和园的长廊是很惬意的，因此河西走廊可以说也是一种美名。它因处于祁连山与北山之间，为一条狭长平坦的地带而得名，而且水土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于是有了走廊的称谓。
走廊便要有人走，就像人走多了才形成了路一样，河西走廊也是人走出来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原型是僧人玄奘。古人出国虽不需护照，但也是要经朝廷审批的，因为河西走廊外的长城成为了闭关锁国的工具。玄奘上书请求唐朝恩准其西行求经，但李世民鉴于当时唐朝与西部突厥人关系不和睦，河西走廊以西交通呈封闭状态，因此玄奘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但矢志不渝的玄奘看到“公派留学”不行，那么就来个“自费出国”求经。贞观元年玄奘一行执意地出发了。
玄奘出了长安（西安）不久，其私自出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为官府所知。因此，当玄奘辛辛苦苦不远千里行抵河西重镇凉州（武威）时，追捕他的度牒（官方文件）也到了，都督命他加归，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当地佛徒被玄奘的求法精神深深感动，悄悄护送他逃出凉州，并送抵敦煌附近的瓜洲（安西）。但追兵亦抵达瓜洲要押送他回长安。瓜洲吏李昌本人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非常同情玄奘，有意曲法徇情，催促他赶快启程，暗中放了他一马。
玄奘骑着瓜洲一老翁送给他的一匹号称“识途”的老马，一直向西奔去。其实传说敦煌盛产天马，如果玄奘能得到一匹天马，在河西走廊便可尽情地行空了。一路上心惊肉跳的他悄然穿过了玉门关，终于走出了河西走廊。随着身后烽火台逐渐远去乃至模糊、消失，玄奘骑着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步入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地带，等待他的将是一场险象环生中与自然环境的争斗。
二十年后，玄奘回到了长安。李世民原谅了他，只是命他写出“出国考察的报告”以示有功而返，因此一部《大唐西域记》诞生了。这是一部让众多同题材的著书不能望其项背的书，季羡林先生称之为“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以致其后的斯坦因也拿着《大唐西域记》，冒充是其弟子，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一直摸到了敦煌。
玄奘的路线是由东向西的出使，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则相反，是由西向东进入的，在河西走廊段他先到了敦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我们好容易走完了一个月的沙漠旅途，终于到达了一座名叫沙洲（敦煌）的城市，它在大汗的版图以内，省名叫唐兀。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回教徒，那些佛教徒操着一种自己的特殊方言。沙洲城位于东部和东北部之间，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境内有许多寺庙，庙内供奉着各种各样的佛像。”这些似乎说得都对，后面他大篇幅地介绍了当地的葬礼风俗。
马可·波罗接着到了甘州（张掖），他写道：“甘州也是唐兀省里的一个城，很大很繁华，是全省的首府，可算是皇后城。人民拜佛，也有少许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有个美丽的教堂在这城里。佛教徒有许多庙宇寺院，他们有无数的偶像。还有，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几个偶像有的是木头做的，有的是泥做的，还有是石头做的。但是所有皆涂以黄金，工艺极巧。大偶像皆是睡卧状，大佛周围有许多小佛。”这明显说的是张掖大佛寺中的卧佛塑像。在写敦煌时，马可·波罗介绍的是葬礼，而写张掖时又着重写到了婚姻，正好与史诗中的死亡与性爱两大主题相对应。他说的不知是否属实：“百姓男子一人能娶妻到30名之多。多少要看他们财产如何，要看他们能养活多少。丈夫依据自己财产多少，分给妻子牲口、奴隶、银钱等。第一妻常较其余的高贵一些。丈夫假如找出各妻中有一妻无用，或他不喜欢了，就可以赶她出去，或任由他处置。他们还娶堂姊妹或父亲的妾做妻。惟不能娶自己的母亲。”
张掖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信息畅通，因属绿洲，便有“金张掖”之称。难怪马可·波罗在此停留了一年的时光，感慨良多，使张掖很早便被东西方所关注。
马可·波罗自甘州骑马向北走十二天到额济纳城。“此城在沙漠上，隶属唐兀省。人民拜佛。有许多骆驼牛畜，产蓝纳和撒克两种鹰。人民靠地上农产物和养牛为生，不做生意。”他写到了黑城“哈喇林城方圆五公里，市街皆是木头泥土建造成的，周围有土城环绕。石头在那地方是很稀少的。靠城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炮台，里面有极华丽的宫殿一所”。
马可·波罗接着又北上到了巴尔竹草原，后返回到甘州，经武威到了“西凉国”又到了西凉州（今西宁）再到了宁夏，完成了河西走廊之段的探访。
马可·波罗在书中说得很形象很热闹，但也存在许多疑惑，如他没有在书中提到长城、茶、汉字、小脚女人等很中国的代表物。因此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疑问：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当然这种怀疑同样没有准确的证明存在，而对他所严重忽略的每个事物，人们又都可以找出一个多少能站住脚的说辞：什么汉长城并不突出了；马可·波罗一直坚持喝酒的习惯了；马可·波罗识字的能力本来就不高了；马可·波罗接触的汉族女人太少了等等。但每一种解释之后，又引来新的疑问。但是不管如何，中国人似乎并不太较真，一直对马可·波罗情有独钟，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另一些意大利来华的人。如有史有据甚至有墓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及宫廷画家郎世宁。以至在国家领导人会见、官方演讲、外交宴会上，马可·波罗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我也同样以为，就让存疑去存疑吧，不管马可·波罗说的是雾里看花也好，走马观花也好，哪怕是“天方夜谭”，我们还是接受他说他到过中国的善意吧。这种善意是一种带有历史魅力的理想，一种对传奇色彩的向往，我们都不愿打破远古神话的幻想，何况他是一位那么早就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呢！
意大利人马西尼著的《意大利与中国》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马可·波罗与但丁当年在威尼斯共同为一桩案子辩护，“奇怪的是，这两位在当时都是最有名望的旅行家，竟从未在一条狭窄和人群拥挤的街道上相遇过，但丁随着幻想天国自下而上，按垂直方向作精神漫游，马可·波罗则在现实中沿着水平方向自西向东旅行。也许正因为都是旅行家，他们彼此都显得冷淡，但丁使马可·波罗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使节身份，而不是诗人。而马可·波罗在但丁的眼中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物，这是因为他自幼年就养成了酷爱真理的品格。正因如此，他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对游记所记述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结果，在地理方面但丁未能从马可·波罗的经验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加以他宁愿遵从教义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保持沉默，以此含蓄地谴责了马可·波罗所说的一切”。
不管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反正河西走廊中外的探险者一直不断，如走马灯般。汉代便有大名鼎鼎的张骞、班超（我还在民勤博物馆里看过一块“苏武牧羊处”的石碑，不知是否属实），明清的陈诚、林则徐、徐松等。而1879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了沙洲、敦煌、祁连山、黑城，使“亚洲的心脏”加速跳动，洋人开始了对河西走廊的进入。后来英国的扬哈斯本也从东到西走了一趟丝绸之路，接着是瑞典的斯文·赫定、俄国的科兹洛夫、法国的博宁，最著名的要属英国的斯坦因，后又有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吉川一郎、德国的奥登堡等等。各路洋人，好像是前呼后拥，一眼望不到边，当然这些人到河西走廊不光是旅游，还要顺手拿点什么。
可以说，每一位河西走廊探险家都是寻访着前人足迹包括马蹄印前行的，正是由于这种诱惑，才有了“踏花归去马蹄香”的感悟，就像我如今也是属于“闻香识河西”的一类。
斯文·赫定绘：甘肃永登风景
第三部分多重线性的河西
“河西”，指河以西的地方，“河”是黄河。“河西”名称在《史记·骠骑列传》中就已开始提及。
黄河自兰州开始改向；从南奔北流去，形成那个“几”字形的一撇，“河西走廊”就在这一撇的西侧，与之形成并不平行的“V”字状。
“河西走廊”也称“河西路”，它的南侧是巍峨高耸的祁连山脉，白雪覆盖的山顶形成晶莹的珠链，从东到西绵延近2000里。
祁连山把青藏高原和内蒙古沙漠截然分开，在走廊南侧起着屏障作用。走廊北侧，东起腾格里大沙漠，中间有龙首山、合黎山，屏障张掖地区北境。向西酒泉、敦煌以北为大片戈壁和沙漠，沙漠围绕山头，以它特殊的自然条件，起着从北侧屏障走廊的作用。在这两大自然的屏障之间，形成了很长的一条开阔地带，可以贯通东西，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走廊”的一条安全的交通干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段，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古代中国同西方进行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