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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罗，他叫罗忠敏。老罗其实并不老，今年45岁，他说从小时起，人们就开始叫他“老罗”了，早已习以为常。老罗并非甘肃人，而是重庆人。从十几岁便来到甘肃插队落户，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他已完全有资格以甘肃人自居，并且张口闭口“我们非常实在的甘肃人……”
虽然老罗自小就离开了绿水滋润的家乡，家乡的许多东西早已被他遗忘，就连乡音也变得不伦不类，但那做家乡菜的本领却奇迹般地被他保留下来；而且最拿手的是“重庆火锅”，尤其是配料堪称一绝。许多人不请自来，纷纷要求到他家感受一番，据说他的同事有不少人都到他家吃过他炒的菜，而且往往吃完了还要带点什么回去，他住的楼里说不定谁家吃的泡菜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说起吃，有一天老罗带我们去街上吃小吃，正赶上下小雨，我们在雨中吃着沙锅，喝着啤酒，倒是别有风趣。老罗说起他有一次在天水正赶上下雨，便想了一句对子：“天水逢天水，喜降甘露。”可惜至今还未见有人对上，同桌的一位诗人马上出口成章：“酒泉有酒泉，痛饮佳酿。”引来一片叫好，但细琢磨去，还是感到老罗的上句是天然的绝对。
看来老罗虽算上儒士，那一副深度的眼镜片也不能作为学历的证明，但却时常有睿智的神采从里面闪现出来，而且常常带有几分幽默、几分机智。例如老罗常把穿西装的庸人称为“土包子”；把大漠中的古烽火台称直拨的“大哥大”；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蹉跎岁月唤为“传记小说”；把自己过去青春的浪漫唤作“小芳”。而那次从魏晋参观出来时，老罗扔下一句话：“地上的祁连雪山几千年风貌依旧，地下的死者早已变成一把骨灰，活着的人又能如何？”一席话感染得让我们跟着他一块唏嘘不已。
最有意思的是，我和老罗在荒沙戈壁上席地而坐想拍张合影。我提议摆一个下棋对弈的姿势，老罗马上说道：“不，咱们还是摆个喝酒的姿势吧。”一句貌似平常的话，让我回味了许久。
老罗确实是一个大大的率直人，不精于人情世故，虽然他不曾说过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总能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次出差在外地，老罗听说一位曾经把腰摔坏的老经理所乘坐的车座位不够舒适，这件事被他一直挂在心上，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尽管他刚刚把带了一整天的心脏监测器送回医院，等待医生诊断是否有什么毛病。当我看到老罗办公桌上的一大叠稿子时，他向我说，光上半年就已写出了20万字的各种公司用文及报告，这比写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的长篇小说也容易不到哪儿去呀！
老罗确实不老，他总和我念叨要学会唱郑钧的那首摇滚歌曲《回到拉萨》。“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牵着我的手儿我们回到了她的家/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她曾教你如何找到你自己。”兰州虽不是拉萨，但同属西北高原；沙枣花虽不是雪莲花，但都是一种让人敬佩的花。
说到沙枣花，遗憾的是后来一路上再也未有机会寻找到开花的沙枣树。使我更加深了对它的留恋和敬重。沙枣树没有奇珍异木的名声，也没有俊美诱人的风貌，它普普通通地生存，默默无闻地奉献，在艰苦荒芜的戈壁，难寻成荫的绿树。但沙枣树独领风骚，显示出它顽强的生命力，这正是它的精神所在；在黄沙漫漫的大漠，不见繁茂的芳草，但沙枣树却有清香的花悄然绽放，如沙砾中深埋的宝石显得几分珍贵、几分神秘，这是它的灵魂所在。
回到北京，我时常被沙枣树所梦魂萦绕，而此时老罗的身影常在我眼前一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像老罗这样平平常常又历经坎坷；辛勤工作而又潇洒生活的西北汉子，不正是我要寻找的沙枣树吗？
第三部分阳 关
阳 关
站在山上望便有了一种雄心
用视线揭开衣服厚重的毯子
把昔日喧嚣的城市曝光*
那荒废的烽火台是汉代的
是一种最直拨的“大哥大”
它像一面千疮百孔的战旗
守着这块边关阵地（今天叫旅游胜地）
斯坦因1907年3月
在它下面随便一挖
就抓住一把汉简**
唐朝该地的人口比现在要多得多。
斯坦因，英国（匈牙利籍）探险家，最早来到敦煌，1907年3月在敦煌西北汉代烽遗址中发现汉简705枚，记载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鸣沙山
鸣沙山不再有声
无所谓我们的滑动与下沉
沙子一粒紧挨着一粒
我们的存在比一粒沙子要大得多
但比不上一座沙山的数量多
砖雕
月牙泉
一把刀子被慢慢掩埋
两面的沙山面无表情
它们是两把更大的刀子
刮走月亮最后的水
我的心也在萎缩
敦煌
很早以前 山下是一条大河
再早以前 这里是一片大海
浮出海面的壁画像藻类的化石
在大漠中茕茕孑立
让我们重温唐朝的光泽
有一只塑像的手
打宋朝就开始修补
一直不能匹配另一只手的典雅*
面对大漠 我们只有迷津和无知
随着沙子流离失所
我们不管多么年轻漂亮
缩小了只是一根历史老人的白发
城市不管多么现代舒适
离远看只是一片废墟
莫高窟第130窟中的佛像（也称南大佛），是现存唐代最大的彩塑佛像，他的左手细嫩圆润，而右手经过后代重修，显得粗糙低劣，被当地人戏称一只为资产阶级的手，一只为劳动人民的手。
第三部分王道士和飞天
少年学画的时候，有一个理想是朝拜敦煌，如同现在的理想是朝拜阿里，可见理想的海拔是越来越高了。
2000年时，敦煌热闹了一番，有“百年敦煌”之说。一开始，我还没整明白，敦煌从公元366年由乐和尚开始凿窟，不是已经一千六百多年了吗？原来“百年敦煌”指的是1900年5月26日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从此才真正地为敦煌揭开了面纱，应该说此纱是流沙的沙。
说藏经洞，就要说一位和藏经洞一样有名的王道士。
王道士名字叫王圆，但几乎所有的书中都称之为王道士，很少提到他的名字，我想一是这么雅的名字放在他身上实在有点不协调，二是这个名字肯定也不是他最早的本名。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清道光初年，湖北发生灾难，身为庄稼汉的他，生活无着，逃到甘肃当兵，后来到敦煌这个佛教圣地做了道士。按他的弟子为他写的墓志铭所说：“夫吾师姓王氏，名圆，湖北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孜孜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竭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河。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从此一个落魄的王道士与藏经洞一起被载入史册了。
说起王道士，便还要说一位同样因为藏经洞而名驰千古的外国人斯坦因。看一看他的著作《西域考古图记》中是怎么说王道士的：“大约8年前，他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修复工程中，立时坍塌的墙壁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路，壁画也被流沙覆盖了相当一部分。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照此说来，王道士还真是一个大好人了！是啊，只不过是好得有点迂了。
斯坦因正是听说藏经洞后，奔着里面的宝物来的。但他知道：“王道士的古怪个性将是我实现计划的最大障碍，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感情上，或使他担心众怒难犯。”精明的斯坦因深知欲速则不达，强夺不如巧取。他知道“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甚而至于有点迷信，唐玄奘一直被我当做我的中国保护神，王道士显然也喜欢我谈论他”。
当斯坦因如愿以偿地看到藏经洞里的东西之后，更大的欲望便又产生了。“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书房一边，留待运走供我们外交辞令上所谓的深入研究之用。但是对王道士是否敢冒风险让我们将这批藏品运走，或者会不会被他识破我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心里还是感到没底。”斯坦因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理动机。
斯坦因叫来一个叫蒋师爷的人与王道士周旋，蒋师爷“鼓动如簧之舌，力图说服王道士，称玄奘让他发现了这批佛教经典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它们继续深藏在密室里。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从一开始我就非常谨慎地提出了这项捐赠，它自始至终吸引着王道士”。
终于在一个夜晚，王道士默许了斯坦因，从藏经洞中取出了一捆又一捆佛经，一共运送了七个晚上，直至用马车来装，斯坦因承认“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
斯坦因的欲望已经开始膨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