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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关系到民心军心，关系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稳。因此孔祥熙下决心改革了。1940年，就在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开战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为了慎重起见，孔祥熙当面向蒋介石汇报粮食问题，改革田赋。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孔祥熙就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万个田赋征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田赋改革的实施。为了推行田赋改革，孔祥熙还不辞辛苦，亲自下去检查，并接见田赋征收机构工作人员，给他们壮胆打气。在一次接见中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中坚，你们肩负的使命是国家的希望。”他还说，“田赋征实自古已有之，但弊端丛生，现在实行改革，适应战争，合乎民意，你们要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要唤起民众，支持政府。”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
由于孔祥熙采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他粮食455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征收66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4万担，1944年征收了544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了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但是我们应该明了的是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孔祥熙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种种办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因此，孔祥熙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田赋改革的同时，就琢磨着怎么能想出点新招，维持日益亏空的国库。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4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来赚取其中丰厚的利润，而不是个人。这4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的盐、糖、卷烟和火柴。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线生机，但由于它是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的。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两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其中，这4项专卖为孔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辞去全部职务，共执掌国民党政府财经大权12年。就是在这12年中，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跻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无从知晓。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霭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3条渠道获得的。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蒋介石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1937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曰“公务需要”。而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三出访欧美聚敛钱财（5）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自家的账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自家的私人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意见相左的人，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作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孔祥熙得知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告他的黑状后，十分生气，在一次行政院的公务会议上，一向态度温和的孔祥熙一改平时的谦和，拍着桌子对着众人发怒说：“听说有人想查中央银行的账，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最大一桩“买卖”，就是1942年那次侵吞美金公债了。这次侵吞公债是孔祥熙、宋霭龄赚得最多的一笔“生意”，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他们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美国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据主动，为了让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拖住日军以减轻美军的压力，于1942年由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向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以支持中国抗战。这
对蒋介石、孔祥熙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孔祥熙在和蒋介石等研究后决定，这5亿美元中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以作为战略储备，1亿购买军火，1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是相当紧张，入不敷出。孔祥熙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借助这次美国的援助再玩弄一次寅吃卯粮的把戏。这次公债的名称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共发行1亿美元。当时国民党官方公布法币对美元的比值为1元、3元、5元和10元4种，待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换美金。孔祥熙为了使这次公债能发行成功，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社会各界反复兜售。说什么“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民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等等。美金公债发行开始了，购买者寥寥无几。但时隔不久，公债市场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由于孔祥熙滥发纸币，致使大后方通货膨胀呈直线上升。1942～1943年不到两年时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法币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值钱，于是有人想起了美元公债。美金公债的价格开始攀升，由十几元上涨到三十几元，而且仍在看涨。孔祥熙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进一步加大了对美金公债的宣传。于是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金公债开始受到青睐，并逐渐成为抢手货。面值也迅速上升到100元，比发行时高出5倍。
当宋霭龄知道这种情况后，觉得这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在宋霭龄的授意下，1943年10月15日，孔祥熙指令财政部正式下文，通知国库局“将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出售的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
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霭龄授意下，要各省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速押解到中央银行，并转存国库局。然后，吕威还冠冕皇堂地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由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美元公债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拟决定将剩余公债全部按官价购进，这符合政府吸引游资之宗旨，并能用以平抑物价，调剂人民生活。报告送到孔祥熙办公室后，孔祥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他没签自己的名字，只是批了一个“可”字，并叫手下在“可”字下盖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章。吕威拿着孔祥熙的批示，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立刻明目张胆地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他首先购进了第一批美元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几天后，孔祥熙、宋霭龄又伙同吕威购进了第二批800万美元的公债，按官价折合法币1。6亿元。就这样，5000万美元的公债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别按官价被吃进了。吕威等按孔祥熙和宋霭龄的旨意，把侵吞公债的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送给了一些权贵和金融以及财政系统的要员，其余的则全部进入了宋霭龄所办公司的账户。
孔祥熙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赚了多少钱呢？孔祥熙是在1944年1月批了吕威的那份报告，当时美金公债在市场的最低价已涨到250元法币（高出面值12。5倍），最高价为273元（高出面值13。6倍），而孔祥熙全是以20元的官价吃进的，仅以孔祥熙第一、二次购买的1150万美金公债计算，一倒手就可非法获利26亿元法币，相当于四川省一省全年的储蓄总额。若是以5000万美金公债计算，他们又该贪污了多少呢！后来美金公债的利润披露出去以后，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宋霭龄至少赚了30个亿。
这次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是抗战以来他一次赚取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也是他为“相”10年赚取的最后一笔财富。因为这笔财富也为不久之后蒋介石罢黜孔祥熙提供了依据。
《孔氏家族私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