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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力气和钱。”她并没有解释这些力气和钱花在什么地方，因为她面对的美国读者都会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华盛顿邮报》对传票有异议，就必须花钱请律师，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与律师讨论如何与司法部门据法争执。而在我们看到的译本中，却被译作：“最后在我们花钱疏通以后，传票被宣布无效。”仅仅“疏通”二字多余，就会使另一个文化中的读者，误以为作者是拿着钱去贿赂法官了。对于译者来说，这可能是他生存的文化环境中的条件反射。而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样的阐述是不可能的，假如她写的真的是“花钱疏通”，就成了通向监狱的证据了。
如此这般，想通过阅读译著来达到了解另一种文化的读者，反倒可能因此加深了文化间理解的鸿沟，而起因，只是作为桥梁的译者，按照自己的文化思路去先行误读了对方。相比我们读前辈译作的年代，现在的读者有了远比我们当年更多的机会，去通过各种译著了解这个世界，可谓译作辈出。在这个时候，老一代翻译家们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