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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甚至被封杀的磨难，但当回忆起当初的凶险种种，总能看到他们浸染了风霜的脸上无一例外漾起的幸福微笑。从那样的笑容里，我能强烈感受到的是活力，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来自于哪里？
也许来自于“学在民间” 的传统文化渊源。先秦儒学就诞生在孔子的私学中，其后的巨大变革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学术载体，活跃的民间书院成了宋代理学的摇篮。“一个民族如果面临巨大文化变革需求的时候，必须要发展它的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通过它们来承担重大的文化任务”（盛洪语）。就在官学因行政的僵化陷入模式化窠臼的地方，来自民间的创新力自觉自愿地负起文化承担的使命，在一块厚重的天幕上敲开了一扇灵性的窗子。
也许来自禁锢后的开放，拨乱后的“反正”。研究中国私立教育的人翻到1949年后，就像激越的琴声突然戛然而止，私学突然间被拔出了教育体制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根弦才渐渐续上，代之以“社会力量办学”的新名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给民办教育也带来了福音，大发展中出台的“十六字方针”（积极发展、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成为许多办学者“护身符”的同时，更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说不清是“管理”还是“修理”民办学校的“尚方宝剑”。其间上演的一幕幕可悲可叹的故事一直延续至今，《民办教育促进法》取代《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高速发展的同时却伴之以法制的迷惑、政策的反差以及由此衍生开去的种种纷争……
专家学者们喜欢拿数字说事儿。到2001年底全国各种民办机构一共有5。6万所，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幼儿园，占4。4万所，小学和中学占将近1万所，各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占1300多所。其中全国各种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566万人，仅占教育总规模的2。5％。
纵向看，不由你不忧虑：在取消私立教育之前的1952年，我国私立小学和中学的在校生占在校生总数比例为3％和26％，1949年私立高校数占高校总数的29。8％。而现在，民办小学、中学和民办高校分别占在校生总数比例是1。5％、3％和9％。
国际数据的比较让人发热的头脑很容易降温。1996年，美国、韩国、法国私立小学在校生人数占总数的比例为12％、1％、15％；私立中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10％、38％、20％。1999年，这三个国家专业技术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该类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7。4％、86。0％和26。3％，学术研究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分别占34。5％、76。5％和9。8％。（据《人力资源报告》）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水平都是非常低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实。
还有一些数字让许多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们寝食难安。
中国教育资源稀缺是很严重的。比如教育投入不足，国际上教育投入占财政比例平均是4。9％，发展中国家是4。1％，发达国家是6％，而中国是3。19％，并且近年来还在不断下降；第二是学校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学校非常少，而且很差。小学入学率是99％，毕业能升上初中的只有86％，初中毕业能升上高中的只剩下48％，高中毕业能读大学的，把成人教育、自考、夜大等都算上也只有15。3％。
穷国办大教育，这就是全部的现实，谈论任何的教育改革总也绕不开的“结”。
其实，就在这些冰冷、理性的统计学数据后面，先行者们充满热情的探索已经开始破冰而行，带了那么点小心翼翼，那么点冒险的激动不安，类似于当年的民营企业，从家庭私塾开始，从高考补习班开始，怀着些“教育报国”的豪情，走出这一步就走出了一个天！他们的小打小闹渐渐激活了沉寂的市场，催生了崭新的理念，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因而被喝彩也被责难。
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喝彩。盘点20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这个从规模到实力至今仍行走在边缘的“弱势教育”，一直就没有停止探索的足音。两年前，当我慕名走进万里学院的大门，穿越在校园美丽的旋梯上，不能不惊讶，这所生气勃勃的大学就脱胎于曾经几近颓败的公办专科院校上，民间力量所焕发出的创造力让人们刮目相看；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浙东的一座小城——台州，那里的人们将闯荡市场经济的原创力延伸到教育领域，在静悄悄的革命中进行着“教育股份制”的实验，行走在这个被称之为“教师的香格里拉”的海滨小城，我难以想象，那些全新的制度、模式设计竟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完成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雏形也由此生发……
当然，也有理由承受外界的责难。虚假的招生广告、不负责任的空头承诺甚至以圈钱为目的的坑蒙拐骗，都在腐蚀着民办学校的声誉。但是人们忘了，“初生之物，其行必丑，其神也旺。”就像80年代初的民企，一度成为公众谴责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市场的成熟、民企的发展业已形成一套自我纠错和规范的机制了。
还有一种责难，来自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天然排拒、怀疑的眼光，莫名歧视的态度，最通行的做法是以规范为名行打压之实。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在大会上一语中的：一些人的观念和逻辑就是，非公即私，私立就是赚钱，赚钱就是自私，自私就是诈骗，诈骗当然非公益性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则犀利发问：现在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公益性，用公益性名目进行各种干预，最后使得我们整个教育得不到发展。现在一个非常根本性、非常彻底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统管高等教育？！
管与不管，永远是个伪问题。正如谈论该不该“合理回报”，对于生存和发展中的民办学校来说，也是一个伪问题。2003年对于中国的民办教育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转折意义。如果说这之前人们还在混沌中摸索，欣欣然地期待着，那么9月1日起，终于尘埃落定。
在《促进法》的推动下，一直在混沌中发展的“名校办民校”有了清晰的政策导向。
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以“公有民办”或“民办公助”为名目的改制风在这里越刮越猛。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就地翻牌、异地翻牌，蜂拥而上，好不热闹。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就在这个秋天，我又听到新的消息：2003年，全国的民办高校招生遭遇“滑铁卢”。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如“非典”的影响，“就是因为政策方面综合性的影响使得民办教育跃过了鼎盛的时代，进一步边缘化。”业内人士预测今后的走向，“按照现在的政策，民办教育有两条出路，一个边缘化继续生存，第二比较好的出路就是被‘招安’，学宋江。”
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独立学院政策在“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欢呼声中出台，却留下了难以根治的后遗症：直接扼杀真正民办教育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公立高校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公平问题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喧哗。没有人想到，当民办学校一直在作着以公平为诉求的不懈努力和斗争时，公平却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投入成本、政策上的不公平，将对民办大学造成强大的杀伤力！”
“独立学院政策强化的是政府职能，削弱了民间力量。”
“独立学院一定会拖垮中国的公办高校！”
呼吁、警示、沉默。大家能够清晰感知的是，一场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年，奔走在大江南北的民办学校间，出乎意料的，我极少感受到欣喜和振奋，却更多地被焦灼、恐慌，甚至迎接风雨的肃杀、悲壮之气所包围着。
直到现在的这一刻，由“名校办民校”引发的论战还在延续着。所有的争论聚焦在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上：是国有资源的增值，还是扩大？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是公平理想的实现，还是幻灭？
而我极力想透过这些纷扰、争论去寻求中国教育、民办教育发展的支点，找到阻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那只“无形的手”。
在采访大大小小的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时，我的提问中总不忘类似这样的主题：“您认为制约民办学校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政策，还是政策。无论是资金的困难，还是师资的紧缺，都受制于政策的不公平对待。而在中国，谁都明白，政策就是最大的资源。
打破教育行政性的垄断。一位民办大学校长这样呼吁。其实，这种呼吁在教育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的表述方式耳熟能详的就有多种版本，诸如“政府权力应该退出公共领域”、“干扰型、革命型政府应该转变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等等。
垄断是造成僵化、低效、不公平的根本性痼疾。就在坚冰难以破除的格局下，有专家发布了一个研究结果，“民间因素、非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超过了40％。也就是民营化的趋势，已经凸显出来，并且这种影响，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要想阻挡它是不可能的。”（吴华语）
就在2003年年初，教育部的人力资源报告规划了未来50年中国教育发展的计划，到2020年高校毛入学率要达到40％，因此未来20年到30年仍然是民办教育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央政府的政策很明确了，不可能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