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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更无害、更时新的游戏，曾引起哈里发和廷臣们的兴趣，如狩猎、跑马和双陆戏。马球戏后来变成为阿拔斯王朝时期受人爱好的游戏，那大概是伍麦叶王朝末期从波斯传入的。斗鸡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至于狩猎，则早已在阿拉比亚发展起来了，那时候只用灵■（salūqi，因产于也门赛鲁基地方而得名）做猎犬。至于使用猎豹（fahd）则是后来才作兴的。根据传说，白苏斯战役的英雄库莱卜·伊本·赖比耳是使用猎豹的第一个阿拉比亚人。在阿拉比亚人之前很久，波斯人和印度人早已把这种动物教乖了。穆阿威叶的儿子叶齐德一世是伊斯兰教时代第一个非常爱好狩猎的人，也是首先把猎豹教乖，让它骑在马的臀部的。他曾用黄金的脚镯作为猎犬的饰物，而且给每只猎犬指定一名奴隶，专心管理①。赛马是伍麦叶人很喜爱的游戏。韦立德·伊本·阿卜杜勒·麦立克是开始举行赛马会和关怀赛马会的那些早期的哈里发之一②。他的弟弟和他的继任者苏莱曼曾筹备举行全国性的赛马大会，但是，在筹备工作完成之前，他就去世了③。在他俩的弟弟希沙木所组织的一次赛马会上，参加竞赛的马，竟有四千匹之多，有些是御厩里的马，有些不是御厩里的马，“这在伊斯兰教以前和以后都是史无前例的”。④这位哈里发所宠爱的一个女儿，豢养了许多作竞赛用的马⑤。
皇室的妇女，似乎是享受着比较多的自由的。相传麦加的一个诗人艾卜·宰海伯勒在自己的长诗中毫不迟疑地向穆阿威叶美丽的女儿阿帖凯倾诉他的爱慕，因为她在朝觐天房的时候曾揭起她的面纱，被他瞥见一眼，后来，他尾随她到了她父亲的首都大马士革。后来，哈里发不得不赏赐他一笔奖金，来堵住他的嘴，并且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媳妇①。另外一个漂亮的诗人，也门的瓦达哈，胆敢向大马士革的韦立德一世的一个妻子调情，不顾那位哈里发所提出的威吓，而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大胆的代价②。穆阿威叶的孙女儿阿帖凯是一个美丽而且机灵的妇女，下面的故事可以说明，她对于她的丈夫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是很有势力的。她对丈夫发脾气的时候，把房门闩上，不让丈夫进房，直到一位宠臣到门前哭诉，说他的大儿子杀死了小儿子，哈里发要把他的大儿子处死，哀求她援救，她才开了房门③。闺房（harem）制度，和伴随此制度的宦官，似乎是在韦立德二世时代才完全建立起来的④。第一批宦官，大多数是希腊人，而且阿拉伯人是仿效拜占廷人的宦官制度的⑤。
自大马士革变成伍麦叶人的首都到现在，无论在一般生活方式和特点方面，大马士革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样说大概是不错的。当年的大马士革，跟现在一样，大马士革人挤满了有天棚的狭隘的街道，他们穿着灯笼裤和尖头的红皮鞋（markūb），戴着大缠头，跟他们挤来挤去的，有许多贝杜因人，贝杜因的面庞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穿着宽大的长上衣，戴着头巾（kūfīyah）和头带（‘iqāl），偶尔还会遇见穿着欧洲服装的法兰克人①。我们还可以到处看到富裕的大马士革贵族，骑在马上，穿着白色的绸斗篷（‘abā’），佩着宝剑或手执长矛。有少数过路的妇女，都戴面纱，同时有些妇女在自己的家里，从格子窗的小孔里偷看市场上和广场上的人们。叫卖果子汁和糖果的小贩们，用最高的嗓音，沿街叫卖，好象在跟过路人和载运各种沙漠产品和农产品的驴群和驼群的喧嚣互相比赛一般。城市的空气，充满了鼻子所能闻到的各种气味。
跟其它的城市一样，大马士革的阿拉比亚人，依照部族的关系，分散地居住在各市区里面。在大马士革、希姆斯②、阿勒颇（哈莱卜）等城市里，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此类住宅区（hārah）。家家的大门，都向着街道，从大门进去，就是一个院子，院子的正中，有一个大水池，从喷泉里喷出的水雾，构成一个水帘。水池的边上，种着桔树或香橼树。房间环绕在院子的四周，在某些大院子里，还有回廊。伍麦叶人在大马士革创建的给水系统，直到现在，还在起着作用，在现代的东方，还没有那样的系统，这是伍麦叶人永恒的荣誉。以叶齐德河著名的一条沟渠，现在还保存着叶齐德的名字，那是穆阿威叶的儿子从巴拉达河开凿进城的，更可能的是他扩大了原有的水道③，以便果木园地区获得充足的灌溉。大马士革郊区的那个绿洲及其茂盛的果木园，都要归功于巴拉达河的灌溉。除叶齐德河外，巴拉达河还有四条支流，润泽了整个城区，给它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全帝国的居民，分成四个阶级。最高的阶级自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斯林，他们是以哈里发的家族和阿拉伯征服者的贵族为首的。这个阶级的人口确实有多少，已不可考了。在韦立德一世时代，大马士革及其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领年金的人数达四万五千①。在麦尔旺一世时代，在希姆斯及其地区领取年金的人数是二万。在欧麦尔二世规定各种限制之前，改奉伊斯兰教的人口，是不会太多的。在伍麦叶王朝末叶，哈里发帝国的首都，虽然似乎是一个伊斯兰教城市，但是直到回历第三世纪时侯，整个叙利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基督教地区。小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山区——那总是战败者的根据地——都保持着土著的特点和古代文化的面貌。黎巴嫩在被征服之后好几百年，一直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信仰、以叙利亚语为语言的地区。随着征服而结束的，只是有形的斗争，至于在宗教、种族、社会等方面的斗争，尤其是语言方面的斗争，那是征服后才开始的。
仅次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的，是被迫或者自愿改奉伊斯兰教的那些新穆斯林。由于改奉伊斯兰教，他们在理论上，即使不是在实际上，能够享受穆斯林的公民权。但是，阿拉比亚沙文主义，竟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妨碍这些权利的实现。无疑的，在整个伍麦叶人时代，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是缴纳土地税的，不管他们是否穆斯林。在欧麦尔二世和阿拔斯王朝的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先后公布那些严厉的条例之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各省区有大量的群众改奉伊斯兰教。对于新宗教的反抗，在埃及总是最弱的。在埃及征收的国家岁入，从阿慕尔·伊本·阿绥时代的一千四百万第纳尔，降到穆阿威叶时代的五百万，后来在哈伦·赖世德（786—809年在位）时代又降到四百万①。在伊拉克征收的国家岁入，从欧麦尔时代的一万万，降到阿卜杜勒·麦立克时代的四千万②。无疑，国家岁入降低的原因之一，是原来缴纳人丁税的人改奉了伊斯兰教。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改奉伊斯兰教的埃及人、波斯人和阿拉马人，在数量上已经开始超过阿拉比亚血统的穆斯林。
降到贵族保护下的平民（mawāli）的地位之后，这些新入教的穆斯林，构成了穆斯林社会的最下层，这种身分，使他们感到十分愤慨。这可以说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拥护伊拉克的十叶派或波斯的哈列哲派。但是，他们中有些人，在宗教上往往变本加厉，对于新宗教近乎狂热，以致迫害非穆斯林。早期的穆斯林中最偏狭的人，有些就是改奉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
在穆斯林社会中，这些受贵族保护的平民，自然是首先献身于学术研究和美术创作的，因为他们代表了传统比较悠久的文化。当他们在知识领域中使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相形见绌的时候，他们又开始争夺政治领导权了。由于他们跟阿拉比亚征服者通婚，他们对于冲淡阿拉比亚血液很有帮助，使那种血液在各民族的混合体中变得很不醒眼。
第三个阶级，是由获得信仰自由的各教派的天启教的信徒③构成的，他们是所谓的顺民（ahl al…dhimmah），这就是与穆斯林订立契约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萨比教徒。萨比教徒就是曼德人，即所谓圣约翰派的基督教徒，现在还生活在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口的沼泽地带，《古兰经》曾三次提及他们（2∶62；5∶69；22∶17）。由此看来，穆罕默德似乎认为他们是信仰真主的人。天启教徒被解除武装，而且被迫向穆斯林缴纳贡税，作为保护的报酬，但是又承认他们的天启教是合法的。这是穆罕默德主要的政治革新。这主要是由于先知尊重《圣经》，其次是由于加萨尼人、伯克尔人、台格利卜人及其他信奉基督教的部族中的贵族阶级与阿拉比亚的穆斯林保持着友谊关系。
在这种地位上，顺民缴纳土地税和人丁税，同时享受大量的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在民事和刑事的诉讼程序方面，除与穆斯林有关者外，他们实际上是归本教的宗教领袖管辖的。伊斯兰教法典太神圣了，以致不适用于他们。这个制度的主要部分，直到奥斯曼帝国时代仍然生效。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我们还能找到这个制度的遗迹。
这种宽大的待遇，原来只限于《古兰经》中所提及的有经典的人（ahl al…kitāb）①（他们是确认穆斯林统治权的），但是穆斯林们后来扩大了宽大待遇的范围，连波斯的祆教徒（拜火教徒）、哈兰的多神教徒和北非的异教徒（柏柏尔人），都包括在内。穆斯林们让波斯人和北非的柏柏尔人在这三件事情中选择一件：伊斯兰教、宝剑或人丁税，而并不只限于前二者，尽管这些人不是天启教徒，按理说，他们并不具备受保护的条件。在这里，由于伊斯兰教的宝剑无法屠杀那么多被征服的人民，为了权宜之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在象黎巴嫩那样牢不可破的地区，基督教徒始终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他们甚至还在伍麦叶王朝兴盛的时代，就曾向阿卜杜勒·麦立克挑过衅①。在虔诚的欧麦尔二世在位的时代以前，叙利亚全境的基督教徒，在伍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