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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最早的行政区划当始于唐代天宝年间设置的华亭县。县的范围除嘉定、宝山、崇明以外，今上海的大部分都包括在内。华亭县内，有三泖九峰的风景胜地，不少诗人墨客慕名前来，如唐代的杜牧，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并留下美丽的诗文华章。
南宋年间，在吴淞江边建镇，属华亭县。因镇的治所在吴淞江南的支流“上海浦”（另一支流叫“下海浦”）畔，该镇就叫上海镇，上海作为地名由此开始。
到了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向元代中央政府奏请设置上海县。第二年秋七月己未，仆散翰文的奏请得到元政府的批准。
上海县境东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九十里，包括今青浦、上海、南汇、川沙四县和市区大部。从华亭县十六万户中划出七万户到上海县。第三年一名姓郗的主簿赴署行事。至元三十一年首任县尹周汝揖走马上任。
也就是说，元二十八年七月己未，即1291年8月19日，应为上海建县的开始。
上海有许多中外闻名的地方。
黄浦江是上海的象征。它的源头是太湖。
很早以前，今天的上海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和沙滩，而在太湖的西南面是今天的宜漂五陵和天目山地，太湖汇聚了高处的百川，向东南、东北的大海和长江排泄。
早在《史记·夏本记》中就有记载，在太湖下游形成扇状水网中，有三条主要河流，娄江、松江、东江，它们分别是今天的浏河、吴淞江（苏州河）和黄浦江。
当初的东江与今天的黄浦江还相差甚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称：东江是初注入钱塘湾，后由于海水倒灌，影响水路，随着长江三角洲日益向东海扩展，东江几易其道，日渐东移，遂向沙土软松的东部寻找出路。
“黄浦”一词，较早出现于宋、元。《宋会要·食货》称：“黄浦……接吴淞大江。”《元史》：“黄浦在县东（上海县）。”
今天的黄浦江，约在明代初具规模。据《明史》记载，原先流量最大的吴淞大江长期遭到人为的破坏，一些豪强大族，任意强占湖田，筑坝拦江，阻塞江流，使得水源日弱，河道渐窄。
明永乐初年，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江南，动用二十万民工，疏通黄浦江，把黄浦江同一条接长江的河流范家浜接通。范家浜大约是今天外白渡桥以北的黄浦江下游江身。
黄浦江水注入长江后，借助长江的强大冲刷力。江水入海，使得黄浦江的水量更加充沛起来，黄浦江终于成了今天一条曲曲弯弯，浩浩荡荡的大江。
黄浦江的贯通，对上海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海船可上溯停泊于上海县城，上海出发的商船也可直驶长江及沿海各地。
清初开放海禁后，黄浦江中“船舶如蚁，舳舻尾接，桅樯如栉，似都会焉”（嘉庆上海县志）。就连东南亚越南、泰国的船只也时常远道而来，江中桅帆林立，江边商贾云集，一派繁荣景象。
十六铺至董家渡一带已成了闹市码头，清政府在上海小东门内设置了最早的海关——江海关，上海港成了东南一大港口。当然，外国殖民者的第一块租界地也在黄浦江畔。这又是黄浦江的耻辱。
黄浦江曲折的河道，正是它走过漫长曲折道路的历史见证。
说着黄浦江，不由就想到南京路，仿佛它们已成为上海的代名词。
如果有人告诉你，南京路最初是被马蹄践踏出来的，你会相信吗？事实的确如此。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商人纷至沓来。这些外国人在上海居住下来之后，怀念起西方生活，想找个地方跑马。他们很快就选中了外滩西面一条五百多米长的田间小路。
随着跑马次数的增多，那条小路越踏越平，路面越踏越宽。起先，这条小路并没有路名，因为常常见到外国人跑马遛缰，中国老百姓便称这条跑道叫“马路”。
1850年，有几个外国人组织起了一个“上海跑马总会”。他们在旧界西侧和“马路”北面圈占了方圆约八十亩（合5．3万平方米）的一片土地，开辟了一座花园，还环绕花园铺筑了一条专供跑马的跑道。
自此以后，原有的一条“马路”变成了出入花园跑马场的通道，并有了新的名字，叫作“花园弄”。
外国殖民者为扩张租界而霸占土地，遭到了上海老百姓的强烈反对。据一位长期居留上海的传教士慕威廉回忆说：当时，他曾看到一位老年妇女在其土地被圈定时，宁死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园，结果被带进上海道衙门。
道台责问道：“你为什么不同意将土地租给外国人？”
老妇正然答道：“我告诉你老爷，我不租，不租！”
道台火了，拍了一下惊堂木：“你到底租不租？”
老妇斩钉截铁：“不租！”
“不租！就法办你！”道台厉声喝道。
老妇大义凛然：“你们见了外国人就低头哈腰，我们老百姓可不怕。我死也不将地皮卖给洋鬼子！”说完，老妇愤怒地把一口唾沫吐到上海道台的脸上，扬长而去。
第二章 学徒生涯沾上吃喝嫖赌一、初至上海，与麻将结缘（2）
然而这些微弱的抗争，无法扭转大局，所以并没有能挡住外国商人圈地的步伐。自从有了花园和跑马场以后，这里成了租界的游乐中心。一些专门出售高级日用品的洋行陆续在花园弄设立了门市，不少西式酒店和餐馆也纷纷开业。
每逢节假日或赛马时节，花园周围更加热闹，出卖面包、糖果、汽水等商品的小贩争相趋至。花园弄一扫先前的荒凉，出现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景象。
1853年，上海小刀会在县城举行起义，城里的地主，豪绅和富商纷纷出城逃难，涌进了租界。一时间，租界内人口陡增，马路两旁的商店和住宅像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
当时西方流行的各种建筑式样，如所谓古典式，巴洛克式、罗曼式、哥特式和热带殖民地式的房屋，在花园弄旁应有尽有。这些亦中亦西、不中不西、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建筑，构成了近代上海特有的风貌。
随着花园弄的不断延伸和日益繁荣，工部局的董事们于1865年在路边的市政会议厅里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给花园弄定名。
他们品着香茗，俯视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起伏的楼房，欣喜万分，为纪念《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一致同意将这条马路命名为“南京路”。这便是南京路的得名。
1875年后，南京路又被拓宽，商市日盛，行人日增。为了刺激地价升值，犹太富商哈同出资六十万银两，在南京路铺设铁藜木。这些铁藜木，块块削得方方正正，每块的代价是一角半，全部工程共用去四百万块。
南京路铺上铁藜木，再喷上一层柏油，成了远东最漂亮的一条道路。
人们都争相来南京路逛逛，开开眼界，外国商人和中国的豪绅巨富们也蜂拥而至，开行设店。从此，南京路地价飞涨，每亩地皮高达三十多万银两，为开埠初期的七万倍。
以后，南京路又经历了几次扩展，逐渐有了煤气路灯，有了洋式旅馆、电话电灯、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以及自来水等。
伴随着福利、惠罗、永庆、先施、新新等公司的问世，南京路成了万货云集之所，声光化电之都，成为上海的中心。
除了南京路和黄浦江，还有一个地方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上海外滩。
黄浦江西岸的临江大道，广厦林立，耸入云端，这就是上海人说的外滩。它北起外白渡桥，南抵金陵东路，蜿蜒三华里。
从前，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滩地。那时，从苏州河口至洋泾浜口（今延安东路外滩），芦苇丛生的江边只有一条船夫背纤的狭窄小道。
与此相反，外滩上游的十六铺却热闹非凡。每年春夏信风季节，江畔商船云集，岸上商货辐，往来纷纷。
正因为紧依码头十六铺，所以外滩早被外国殖民者视为一块肥肉，垂涎三尺。
1832年，英国印度公司在广州商馆派间谍礼士乘船从澳门北上，前来上海窥探。为了避免中国官府的注意，礼士乔装打扮，化名“胡嗄米”，伪称去日本，沿途经厦门、福州、宁波等地，随抵达吴淞口。
在那里，他愉偷地下了船，改乘舢舨溜进了黄浦江。礼士坐在大舢板上，贪婪地望着广阔的黄浦江面，望着头尾相连的大小船只，望着鳞次栉比的帆墙，望着岸上巨大的货栈，不由得馋涎欲滴。
礼士悄悄地在小东门外天后宫门前爬上岸来，在外滩周围跑东跑西，兜了两个星期。回去后，礼士写了份《船行报告书》，竭力赞扬上海的富饶，并预言，在黄浦江边的滩岸上，将矗立起一座“东方的大都市”。
鸦片战争后，外滩成了外国资本入侵的第一个目标。1843年11月，英国第一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率领一支船队抵达上海。
他在外滩东面的黄浦江上划了一块长2900英尺（约884米），宽1700英尺（约518米）的江面，为外国船只的“停泊区域”。接着，他进一步胁迫上海道台，要求划定黄浦滩一带的837亩土地（55．8万平方米）作为租界，让英国商人盖楼建房。
于是，黄浦江畔的那条羊肠小道变成了用煤屑、炉渣铺筑的临江大道。1862年，工部局在这条狭长的道路上筑造堤岸，使这条煤屑石子铺设的马路成了宽阔的林荫大道。
不久，洋行、旅馆等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便拔地而起。到19世纪70年代，荒凉的滩岸便成了繁华的“十里洋场”。
外滩成了租界后，当局又在黄浦江边的一块滩地上筑堤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