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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
四、农学著作与农学试验
燕赵农学上的成就，主要是编写了《劝农书》、《国脉民天》等农书，此外还有徐光启在燕赵北部进行农学实践所取得的成就。
《劝农书》又名《宝坻农书》，明袁黄撰。袁黄曾任宝坻县令，他根据当地情况，写成这部地域性农书。书中包括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占验8篇，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有关技术记述甚详。此书强调了改造盐碱地的重要性，提出实施方案：首先在潮水浸渍的地方“排沟筑岸，或树立桩橛”，阻拦潮水，继而开出“中间高，两边下”的田，并且相隔“数十丈即为小沟，百数丈即为中沟，千数丈即为大沟，以注雨潦”，“使淡水冲制咸卤，气尽便可种稼矣”。最初可以种水稗，数年以后，“斥卤既尽”，就可以种稻。他的方案是当地人民长期实践的总结，对于燕赵滨河地区改造盐碱地、推广水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国脉民天》，明灵寿进士耿荫楼撰。书中包括区田、新田、养种、晒种、蓄粪、治旱、备荒7款，提出区田、亲田等主要宗旨是倡导精耕细作，“锄不厌频，锄多则糠薄，若锄至八遍，每谷一斗得米八升”；“（所种之物）要仔细精拣肥实者方堪作种，用此地比别地粪力耕锄俱加数倍，愈多愈妙”。此书所述耕作技术，是耿荫楼吸收前人经验，并经本人亲自试验所取得的结论。
明末，徐光启曾在燕赵北部地区从事农学实验，进行实地考察。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在天津经营水田，“三年大获其利”（《农政全书》凡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他写成《粪壅规则》一书，对天津、永平、真定等地的施肥经验进行了总结。
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注重水利，特别主张首先发展北方水利，以改良土壤。他详细介绍了正定凿井灌田的打井方法和灌溉工具，并对燕赵北部地区的农田发展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第五节 矿冶铸造技术
一、铜矿冶炼工艺技术
燕赵大地铜矿产量较少，因此冶铸非常注重工艺技术。燕赵各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民俗风格，冶铸了颇具民族特色的青铜器。
（一）商周时期冶铜工艺
商周时期，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燕赵青铜冶铸在此时期开始发展。活动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燕山以南的燕赵人所铸铜器主要是工艺精美的礼器，其风格主要是中原农业民族风格，同时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了斝、爵、觚、钺、匕等多件青铜器，非常精美。其铁刃青铜钺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色。北京黄土坡所出伯矩鬲等青铜器，造型庄重、华丽，工艺精美。在燕山以北，游牧民族铸造了大量颇具特色的青铜武器。他们所铸礼器虽受中原文化影响，也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在昌平白浮西周墓中，发现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青铜兵器60多件，其中不少是鹰首和马首青铜短剑。在河北青龙抄道沟，发现北方草原民族所铸青铜器：羊首曲柄短剑、鹿首、铃首、环首刀等。唐县南伏城出土的凤纹贯耳壶、三足匜、绳纹鬲、蝉纹匜等铜器，既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又融有中原民族风格，是鲜虞族的早期遗物。在辽宁敖汉大甸子墓中出土的铜器，有的已使用了合范和内范。在赤峰四分地出土的一件陶范，有合范的母榫和刻划符号，这些出土物表明了燕赵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水平。
在西喇木伦河以北30公里大兴安岭余脉的一个平缓山坡上，发现了建平林西商周大井铜矿。在2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露天开采的矿坑40余个。遗址内发现一排炼炉址，有炼炉8座，炉壁为烧红的草拌泥，炉址旁有鼓风管、炼渣和铸小件器物的陶范。泥质红褐陶鼓风管长40厘米，管径8厘米。从烧结的炼渣分析，冶炼温度至少在千度以上。这是一个包括露天初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套工序，规模很大的古代铜矿山遗址。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冶技术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燕赵青铜冶铸工艺水平较高。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战国晚期镶嵌金银4鹿4凤4龙青铜方案，最下部是4只梅花鹿，承托一圆圈，上面立有4龙4凤，交错盘绕成半球形，龙顶斗拱承一方案。4鹿神态温顺，4龙姿态雄健有力，4凤展翅引颈长鸣，表现了巧妙的工艺构思。此墓还出土了错金银铜版“兆域图”、错金银虎噬鹿器座、十五连盏灯等精美青铜器，“兆域图”用金银镶出了宫垣、墓葬位置，虎噬鹿器座生动展现了虎吞鹿的凶猛和鹿挣扎欲逃的情状。十五连盏灯高84。5厘米，由大小八节连接而成，每节皆有榫铆，榫口各异，移动时便于安装和拆卸。灯的中心柱上部有夔龙盘绕，灯枝上有群猴戏游，金鸟啼鸣。底盘上有两个穿短裳、上身裸露的男子在抛食逗猴。此灯工艺精美，十分罕见。此墓还出土一件用铜铁合铸工艺铸造的中山王？铁足铜鼎，此鼎是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较大的铜铁合铸器物。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原本春秋时期的鲜虞，是戎狄部落的一支，但从墓葬等文物反映的各方面情况看，中原文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铜器铭文的风格特征接近赵国文字。同时大型山字型铜器、随葬帐具和大批错金银兽型器又显出地方和族属特征，同草原文化保持着一定联系。燕下都高陌村出土的战国晚期铜人像、老姆台出土的大型青铜铺首、东贯城出土的人物鸟兽阙形铜饰，都有很高的工艺价值。
战国时，燕赵北部活动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所铸铜器颇有民族风格。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墓出土一批精美铜器，罐、鼎造型美观，作工精细，工艺水平很高。墓中出土两件铜罐，器壁很薄，非青铜铸造，为锤胎，腹部有凸棱一周，系于器身上下部焊接处，器有极为精细、流利的针刻蟠龙纹，工艺水平很高，十分罕见，此墓所出兽首扁茎直刃剑、空銎剑和兽形垂饰，具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风格，这类器物在沿长城地带多有发现，内蒙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战国墓也出土了形制相同的青铜短剑，可见分布地域之广。杭锦旗桃红巴拉匈奴墓所出鹤嘴镐、锥等小件青铜器，也都具有“鄂尔多斯”风格。
战国时赵人荀子在《强兵》篇中对青铜工艺做了研究，总结出“刑范正，合锡美，工冶巧，火齐得”的工艺要点，对青铜冶铸的刑范、铜锡配比、冶铸工艺、冶铸火候等进行了概括，反映了赵国青铜工艺的发展水平。
（三）汉代青铜工艺
汉代，燕赵青铜冶铸工艺发展水平很高。在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了“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以及大批带有“中山内府”纪年铭刻的精美青铜器。这些器物不仅造型美，装饰华丽，而且设计灵巧，铸工精练，是汉代铜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长信宫”灯作宫女跪坐持灯状，通体鎏金。全器6部分分别铸造，然后组成整体。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因而能够随意调整灯光照射方向和角度的大小。宫女的右臂和身躯中空，烛光的烟炱通过右臂进入体内，从而保持室内清洁。此灯设计灵便合理，宫女造型生动逼真，其艺术水平之高，在汉代铜灯中首屈一指。铜错金博山炉，炉座透雕龙纹，炉身上部和炉盖铸出峰峦起伏的群山，山间点缀猎人和野兽。通体饰错金花纹。其造型之美、铸造技术之精，在同类器物中颇为罕见。鸟篆文铜壶的器身和盖都用纤细的金、银丝错出鸟篆文吉祥语，纹饰精致，别具风格，表现了当时在金银镶嵌细工方面的高度发展水平。
（四）北宋正定铜佛像
北宋时，燕赵出现大型铜铸件。北宋初年所造正定隆兴寺佛像，高24。33米，重5万公斤，采用分6次铸接工艺，经7次铸冶而成；铜像当中用7条熟铁柱，高21。33米，每条铁柱用7条“铁笋合就”，上面用铁蛇固定，铸造技术水平很高（《正定县志》卷一五）。
二、铁矿冶炼技术
燕赵大地铁矿资源丰富，燕赵先民创造使用了许多颇具特色的铁器铸造技术。商代，他们已经开始利用陨铁制造器物，河北藁城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了铁刃青铜钺，铁刃为陨铁锻制而成。陨铁锻制和铁刃与青铜浇铸在一起的包套技术的掌握应用，是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一大进步。春秋时期，“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此事说明，燕赵已能用较大“铸型”来浇铸有铭文的铁器，冶炼、浇铸“铸铁”量很大。战国时期，邯郸成为著名冶铁中心，赵国出现了郭纵和卓氏为代表的因冶铁致富的大商人。在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平山县中山国遗址、邯郸赵王城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战国时的冶铁遗址，燕赵冶铁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直到辽金时期，燕赵冶铁技术在中国冶铁业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一）战国时期的冶铁技术
战国时期，燕赵冶铁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石家庄市市庄村赵国遗址出土大量铁农具，兴隆大副将沟出土了40副87件铁制农具铸范，抚顺莲花堡、鞍山羊草庄、宽甸双山子和敖汉老虎山等地都出土成批铁农具。通过化学分析，测知它们均为高温液体还原法制造。易县燕下都出土几百件铁制兵器，通过对9件进行金相分析，其中6件为纯铁或钢制品，3件为经柔化处理的生铁制品。这说明，战国时期，燕赵已广泛使用块炼法，并掌握了将海绵铁增碳制造高碳钢和淬火技术。《汉书》记载：“巧冶铸干将之朴，清火淬其锋。”燕下都所出淬火钢剑，比《汉书》所记时代早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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