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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桌同事曾经心血来潮要学外语，手持一本中国当代散文说要自己给翻译成英语。一次，正埋头翻书的她突然问道：“哎，幸福怎么说？”马上有人回答：“happy！”
“胡说，那是快乐。”邻桌立即反驳。
“快乐？那就lucky！”
“那是幸运，文盲！算了算了，我查快译通吧！”
“幸福？这词不常用嘛。”被称作文盲的同事还在自语。
我也在想，是啊，这词不常用，幸福怎么说？
曾经和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谈论起古巴的英雄切？格瓦拉和理想主义，他说对理想坚持不懈的追求过程中应该能产生一种幸福感。那天我突然发现，原来10年前我曾经也算是个理想主义者，现在则一定不是了——尽管理想主义还在脑海里有所残留。
我想不起来什么理想，但至少每月一次的“准幸福感”是真实的——它存在于向工资条上签名确认的三秒过程之中，幸福感比过年时多很多。
我想我和很多人一样，无所谓幸福和不幸，我们很平凡，感受也很平凡。
没有理想就不幸福吗？偏执！
我写了一本书，就是你看到的这本。这个故事曾在网络上连载，开始于2003年的2月，那时我被单位派往外地常驻，有些时间回忆和思考。连载到第二次的时候居然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表扬，虚荣心猛然膨胀导致自不量力，于是厚颜奋笔、咬牙苦撑，终于完成。
这个故事所引起的反响也和我所期望的相同：被每个看到的人迅速淡忘，却在网上广为流传。
我一度窃喜。
我曾经想用自己拙劣的文笔表述我心中曾有的、无意间美化了和神话了的成长、回忆、友情、信念以及理想主义，这本是我讲述这个故事的初衷，可是结果差强人意。
我写完的这个故事最后是这样的：不够震撼，不好意思说奉献给读者；不够厚重，没有资格说奉献给兄弟，这故事只能写给我自己，为青春留下一个懵懂的记号。而作为旁观者看来则是一个后理想主义者的喃喃自语，聊以自嘲。
我仍旧没有什么理想。
我曾经极其用心的来写这个故事，虽然很真诚，但这书未必值得买。
我很happy，终于写下了自己平生的第一本小说，得到了很多次久违的虚荣感。
我和我的朋友很lucky，我们的青春由于这本书有了一个体面的祭奠，换来内心的安静。
可是，幸福，怎么说？
第一部分楔子
今天遇到朋友的小妹妹，一个22岁清纯高挑的女孩，有着和她哥一样漂亮的大眼睛，只是瘦弱的楚楚可怜。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走在她旁边，两人甜蜜的牵着手走到我面前：“哥，这是我男朋友。我们下个月结婚，你一定来，带上嫂子，好不好？。”
“好好好！”我忙不迭的答应，一边询问又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
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想，如果我的朋友还在，那么下个月该有一场多么和美热烈的婚礼；如果我的朋友还在，她妹妹的眼中应该不会有那一抹淡淡的忧伤；如果我的朋友还在，我的生活将还是不是这样……
我要为朋友做点什么，虽然他已不在我身边。
我不善于纪录爱情，因为所有人的爱情都是美丽而与众不同的，以我肤浅的感受，大概还不能表述爱情万分之一的动人之处。我对情感最深的感受来源于我的朋友、兄弟，是他们常常给我想倾诉的冲动……
阿远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一直这样认为……
最后一次见到阿远是一个阳关灿烂的初夏，阳光投射到校园外浓密的槐树树冠上，然后斑驳的撒下来，落到路旁花圃中一丛丛开花的灌木，有蜜蜂和苍蝇在花间飞舞。初夏的午后让人慵懒和疲倦，静谧的气氛和缓慢的节奏让人有一丝伤感和厌烦。
分手时阿远喊我：“兄弟；我出了唱片一定送你。”
“行了老大，饶了中国歌坛吧，再说唱片很贵的，别糟踏东西。”回头看阿远正坐在自行车上，一直脚支地，胳膊肘和上半身伏在车把上。
“你大爷，没听你说过好词儿”。
那时阳光正非常刺眼，我眼前一片红亮的光斑，所以没有看清他是不是在笑。
第一部分烟盒、后山、王大毛的大嘴巴（1）
我和阿远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我们俩则在父母单位的子弟小学上学，那所建筑子弟学校和我们所住的建筑大院一样远近闻名。
建筑大院坐落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西郊，是北方一座著名山脉的旁系和平原的交界地带。那里最著名的是60年代兴建的一个庞大的石油炼油基地，有诸多石油化工企业，城区里终日各种化学废品异味弥漫。
我们父母所在的建筑单位由原来的建设兵团改组而成，当年是建设炼油基地的主力军，建设任务完成后便在周边安营扎寨，建成了家属区。父亲同事绝大多数都来自东北三省，粗暴的教育方法和东北人血管里彪悍的血液使我们大院里的小孩很早就懂得用暴力解决问题，打架骂人、旷课和破坏公物是建筑大院里的孩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的记忆里，其他大院里的大人提起建筑大院的孩子都直皱眉头，而街上即使是比我们大很多的孩子，一听说我们是建筑大院里的也一定绕的远远的。
我和阿远是大院里少数几个好孩子之一。我们大院的“好”孩子绝不是代表本质温良、努力和上进，只是说明这些孩子父亲的皮鞋比别的父亲的更重一些、更硬一些，同时也代表这些孩子更善于掩饰和说谎。我们小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原因是不敢旷太多的课陪班里的留级生到山上疯跑。相似的境遇让我俩很自然成为了朋友，我们经常在课后出现在垃圾堆附近——那时拣烟盒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娱乐。（现在想想真是可怜。）
第一次一起检烟盒时阿远便向我展示了他的藏品。阿远的烟盒收藏很丰富，许多我都没见过，而我大多只有“香山” 、“ 友谊” 、“ 红缨”之类的俗物，最高档次就是“白金龙”、“大重九”之类，相比之下令我汗颜无地。而且阿远还十分慷慨的送我不少，于是我对阿远很有好感，当下约好晚上一起出来捉蜻蜓。
吃过晚饭，夕阳西下，两个精瘦肮脏的小孩拖着两把比自己还高出许多的大扫帚出现在大院的空场里。我们疯狂的用扫帚追扑蜻蜓，不遗余力，直到天色黑透，精疲力竭。我们把抓到的蜻蜓翅膀合拢夹在手指缝里带回家，放到纱窗上，（等着它们吃光家里的蚊子，后来我们发现蜻蜓在屋里吃蚊子是不可能的。）然后再出来继续捕捉，周而复始。
那时的夜晚大院里很热闹。由于临近山区，我们住的平房都依地势高低而建，空场有很多巨大但坡度平缓的石头从泥土里露出地面。大人们晚饭后聚石头上一起聊天、织毛衣，小孩则在空场里疯跑、尖声喊叫，周围灌木丛生，虫鸣婉转，灯火阑珊。
那年我八岁，那年的夜晚好像总是天高云淡，星星比现在多十倍。
二十岁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一定把童年的绝技都教给他，让他用泥巴做坦克、爬到树上用面筋粘知了、做可以发射纸子弹的铁丝枪、用奶油冰棍的杆和缝衣针做飞标、拿柳树枝和橡皮管做弹弓、溜铁圈、滑冰车……我固执的认为这些游戏要比电子游戏有趣很多。
因为那些欢乐曾构成我眼里的全部世界。
阿远在同一个班。他和我、王大毛、小宇、宁威是死党。
我们每个星期三下午没有课，所以那天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的一天。我们往往在上午最后一节课时就开始商量下午到哪里玩，但是通常的讨论结果只有一个——上山。
我们学校的后面就是一片类似于丘陵地形的小山群，我们称之为“后山”。其实“后山
”也不能算是山，现在想起来那只能算是极大的一片起伏不平高地而已。
山上有附近的农民开垦出田地种满了芝麻和花生，春天开满白色和黄色的小花。田地周围更大的面积则是荒地，杂草丛生，昆虫种类丰富，我们把捉来的蚂蚱和蝈蝈、螳螂等虫子放在塑料袋中拿到学校放在女生的铅笔盒里，课间操后我们闭目养神趴在桌上就能听见此起彼伏、错落有致的惊叫声。小宇最狠的一次是把一张干燥的蛇皮放在班长的书包里，用以报复这个鼻尖长满雀斑的小女生曾经向老师打的小报告——班长说小宇上课故意放响屁逗同学们笑。
其实那次响屁事件过后小宇曾在教室里很委屈的跟我说：“其实我不是故意放的屁，那个屁本来是个蔫儿的，我想侧侧身子悄悄地放了就得了，谁知道它飘飘悠悠的溜到一边去了，于是我肚子用力，使劲一挤，哎，没想到特别的响。”小宇说到这里就有些得意洋洋了。
我大笑。小宇突然正色的说：“你说她凭什么给我打小报告，她当个班长还管得着我放屁呀。再说当时她也笑了，还说别人。老师说我我就说她也笑了。哼，我得好好治治她！”
小宇说到做到，果然那次用蛇皮的报复行动起到了轰动的效应，那次班长的叫声无疑是我们曾经听过的班里女生众多次惊叫中最惨烈的一次。由于事先小宇跟我们没有打招呼，叫声一起，吓得我手里的书一下掉到了地上。我们的班长戴着“两道杠”（少先队中队长标志。）坐在地上哭地满脸鼻涕，尊严尽失。从那以后两个月，班长在小宇面前都抬不起头来，而小宇的老爸则被盛情邀请来办公事协助老师“教育”小宇。听那天到老师办公室取作业的同学说，小宇和他爸并排坐在一起接受再教育，两人一样如坐针毡、汗流浃背。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