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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远航没有一本完整的日志，所以无法知道此事是在何处发生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是何时遭遇“狂暴无比”的大风的，“海浪之高，让他们连一张帆都无法撑。被迫一起躲进底舱好几天”。帆落了下来，船就任凭风浪吹打，随波逐流、摇晃旋转、上下沉浮，船上的人只有抓往什么东西才能站稳。无人控制的船有可能被风吹回伊明汉姆以外的北海海域，或者被带到挪威海岸。到了10月，就在这一团糟的处境中，雷普金斯的妻子伊丽莎白生下一个男孩，起的名字非常应景合时——海儿。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布鲁斯特可能在甲板上举办每天的弥撒——祈祷、唱圣歌、朗诵圣经——弥撒团聚集在他身边，他大声地讲演，想把自己的声音压过海上的涛声；作弥撒的团员不安地晃动着，也可能随着船身令人眩晕的晃动摇晃着。
船上总是湿湿冷冷的——厄珀姆琢磨着这一船上没有一处干燥的地方。船很拥挤，通风很差，底舱没有照明，饮食也不是很充足，弥漫着呕吐的污物和船底渗水的气味。
象他们这样挤在一起，做每件事都很费时：每家人为二到四个人做饭，从炉膛里冒出的烟扑面而来，留神看管孩子……然后在底舱里找个舒适的地方睡上一、二个小时，在底舱找舒服地方可不容易，有时连腿都伸不直——这就是他们航程中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每天都在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和身上的疾患以及身体的不适作斗争（妇女和少女来月经时，她们是怎样应付的？）。
另一个老家在亨廷顿郡的年轻人约翰·豪兰的描述会让你知道这次远航是何其危险。这艘船“的船身被一场疾风暴雨包围”，在船倾斜时，他被抛到海中，但他抓住一根高帆缆——用来升降风帆的缆绳——尽管他已经沉入水中，但他紧抓不放，船上的人将他拉出水面，并用船钩将他吊上船。他后来一直活到1673年。
只有一个名叫威廉·巴顿的乘客死在途中。他是塞缪尔·富勒的佣人，他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死因也不清楚，他是在船正向美洲海岸迫近，离登陆还有三天的地方死的。琼斯船长在他死的前一天“根据海水颜色的变化以及西边云彩的大致轮廓判断”他们已接近美洲海岸，他很可能已经能闻到从海岸吹来的风中的那股土地发出的强烈的、泥土的气息。在土地上呆惯的人们可能不会象在海上呆了很久的水手那样欣赏这种气息，从海岸吹来的风中充满了土地和生命的讯息，就象守着土地的人们闻到海风就想到腥咸的东西那样。
他们在拂晓时分登岸。他们断定，他们“在海上挣扎了那么久”后登上的海岸是鳕鱼角，他们的欢欣之情非同小可。那一天是1620年11月9日，他们在海上走了足足六十五天。
绘制地图的史密斯描述道：“在这条漏水的、支离破碎的船上挤了九个星期，躺在潮湿的甲板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精疲力尽”。
他们眼前的这片土地让他们心宽了许多，和将大西洋抛在身后的那种感觉一样，这是一片绿树成行，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大好土地。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很象，因为除了（鳕鱼角）后面凸出的部分被水冲掉变得平直，以及塞进港湾的那些垃圾之外，现代勘测的历史和与古代地形的比较都没有显示任何重大的海岸线的改变。
登岸之后的情形，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破晓时分——六时三十分——他们还没到离岸足够近的地方，所以不知道他们的精确方位。也许琼斯船长知道，因为他知道他们在北纬四十二度附近，假如他顺着四十二纬度线走的话，他就能把“五月花号”带到鳕鱼角。琼斯也应该知道，“不管他向乘客们透露与否，在九日破晓之前，他正向鳕鱼角前进”，尽管在破晓时，在天大亮前，他会让船跑到七十五寻（一寻相当于六英尺）的浅海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可能说明船在伊斯特姆和东奥尔良之间的七英里之外的海面上。
《五月花号》 第二部分疾风骤雨（7）
现在，乘客们可以看到陆地了，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这就是他们在余生中接触的那片土地。那可能是一个“美丽的11月清晨的金色的日出”。乘客们的心情一定是一种轻松感。不管未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至少活了下来面临所有的挑战。
每一个在甲板上的人都能看到鳕鱼角的地形标志——theHighlandofTruro，因为如果天好，十五英里以外都能看到它那“光秃秃的粘土峭壁从海中突兀拔起近一百五十英尺”。他们还能看到朝南面的高岸，高耸近一百英尺。那些曾经来过的人——克拉克和科平两个大副说远眺鳕鱼角，这些独特的地形就象向海面伸出的一根巨大的手臂，几乎象一面盾牌。
他们现在离南韦尔弗利特海滩约五英里半。接着，琼斯和乘客进行了一场讨论，尽管在那面盾牌后面的安全感非常诱人，但这里离他们要去的哈德逊河流域还有很长一段路。他们可能商量了一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时间紧迫。他们的给养——淡水和柴火日见短缺，例如：坏血病开始流行。商量的结果是继续向哈德逊河方向行进。天气很好，风向也顺，他们抢风转向，继续前行。
有多少人渴望就在那时那地登岸，将大西洋永远地留在身后？有多少人还惦记着合同、字斟句酌和哈德逊河那些事呢？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参与程度是大是小呢？遭了那么多罪的女人们是参与了讨论呢，还是乖乖地在她们的小窝里等着，哄着孩子，直到男人们作出最后的决定？有谁告诉他们当时的处境吗？
上午九时，“五月花号”转舵向南，风从北方吹来。她在下午一时之前可能每小时走四英里，下午一时，风向转东，航速减慢到每小时三英里。在这段途中“他们肯定经常在测水深，因为她行进速度较慢时，一个有经验的人”可以在不影响航速的条件下“用手持的铅锤测量水深”。在下午三时左右，他们应该到达在鳕鱼角的南面的莫诺莫伊岛另一头的波洛克·里普，这里是浅滩——“刚好被水淹没的沙洲几乎阻断了楠塔基特湾的入口”。
“他们陷入危险的浅海区和狂暴的风浪，他们已深陷其中”。船在浅海区，随时有搁浅的危险。天边，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他们决定折回鳕鱼角。琼斯船长是不是坚信再走下去要遇到的危险太大？究竟有没有另一场讨论？乘客们是不是已受够了罪？是不是那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太具有吸引力了？在鳕鱼角的最前方，在那面盾牌后面，有一个名叫普罗温斯顿的天然港。他们决定在那里抛锚。
许多年后，有人提出一个有必要问的问题。其真正的答案已无人知晓，但这个问题带出了另一个有关Speedwell号船员的疑团。纳撒尼尔·莫顿在写“新英格兰志”时曾提出他们从哈德逊河折返的部分原因是风暴将临，另一部分原因是琼斯船长的“伪装和精明”。莫顿称荷兰人想在哈德逊流域建自己的种植园，所以他们已经把琼斯给收买了。他找了个风暴在即的借口，将他的乘客抛在鳕鱼角附近的地方。
这种看法似乎不可靠，因为浅海区的危险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这个观点带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回过头来看，这些乘客就地登岸而不去哈德逊河的决定是否合情合理？他们没有北纬四十一度以北的土地专用权，四十一度线正好位于浅海区以南的地方。事后将责任向琼斯身上一推就行。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太阳西沉，五时，天色全黑。琼斯将“五月花号”转过头，将船驶得尽可能的快。从浅海区到天黑这段时间里，船走了六英里。“夜幕迅速地降临了，他手中没有海图告诉他前方是凶是吉，到了半夜，天上才有了照亮航路的月亮，他刚刚经历过的那一幕告诉他船会怎样在这一片海域突然搁浅，对此他仍然记忆犹新，此时此地，最合情理的事情是停船抛锚，就地过夜”。
第二天早晨六时，琼斯又得到了日光的便利，六时三十分，他在准备航行时应该看到查塔姆附近的海岸线，在他将“五月花号”引向海岸时，海上可能吹起顺风，那天晚上，当他再次停船抛锚时，他可能已经到达鳕鱼角的北端雷斯角。他安全地进入了深水区，停在鳕鱼角湾宽阔的入口处附近。
次日凌晨五时，他将出发驶出雷斯角。破晓时分，就在船驶入鳕鱼湾，准备停靠在那个安全的小港湾的时候，他们这一船人必须再做一个决定。这将是一个意义非凡而深远的决定。
《五月花号》 第二部分公约（1）
他们本来是无权在他们脚踏的这一片土地上久留的，天晓得他们为此会引出多大的麻烦？他们也无权自行立法或自选领袖。当时，皇权只是一个纯粹的法律的概念，但在他们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个概念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礼节性的象征而已。离他们所在弗吉尼亚最近的英国社区也在五百多英里之外，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本土则在三千英里之外。这些在“五月花号”抵达鳕鱼湾的小港时端详着海岸线的定居者们必须完全依靠自己，他们心里明白，在这个地方，他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陌生的土地，在那些树林中很可能到处隐藏着成群成群的原始的印第安人。天晓得那里还有些什么？这一船的定居者也不会同心同德，因为一些人到此是为了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堂，而另一些人到此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