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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Wampanoag印第安部落的斯匡托一直与一个在新大陆探险的重要先驱费迪南多·戈杰斯爵士一起住在英国。此公最终找到了缅因，并在普利茅斯公司里担任重要角色。1611年，一艘由爱德华·哈洛任船长的英国船驶入今天马塞诸塞的鳕鱼角，这里曾是乔治·韦茅斯绑架斯匡托的地方。这次哈洛又绑架了几个Wampanoag部落的人。从此，一个有关恐怖主义和非正义的民间传说就在印第安人中传开了，当欧洲的定居者后来来到此地时，他们是不会忘记这段往事的。
戈杰斯看得出斯匡托的潜在用途，他教他说英语，想在将来的探险活动中让他当向导和翻译。1614年，戈杰斯按此计划而行。斯匡托与约翰·史密斯船长同行到美洲与印第安人做买卖并绘制海岸线地图。这幅地图比对海岸线的形状和重要地形所做的记录更进了一步。英国王子将为这些地形命名；他为有一个小岛的入海口命名为普利茅斯。史密斯完成任务后返回英国，但留下一艘船，该船由托马斯·亨特带领在鳕鱼角一带继续与印第安人做买卖。这个区域除了Wampanoag和一个叫Patuxetus的次部落之外，还生活着一个规模小而有生气的Nauset部落。亨特依照一个欧洲惯用的习俗（如果你能用这个本来合情合理的词来形容完全彻底不近情理的丑恶行径的话），用绑架印第安人然后将他们作为奴隶出卖的手段增加利润。他将20个Nauset人和7个Patuxet人诱骗上船，将他们包围捆绑，然后驶到西班牙的奴隶市场Malaga。船上人中一直在做翻译的斯匡托似乎也和奴隶们关在一起。船一到Malaga，亨特便以每人20英镑的价钱将印第安人出卖。一些修道士将他们连同斯匡托一起买了下来，然后向他们传授了基督教教义。
此时在荷兰，莱登弥撒团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在以约翰·鲁宾逊先生为首，威廉·布鲁斯特为副手（他接替了留在阿姆斯特丹的克利弗顿的长老地位）的英明传教和谨慎行政的领导下，他们连续多年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享受了许多温暖欢愉的社会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与上帝之道沟通的舒适。
有许多从英国各地来的人们前来投奔他们，所以他们扩大成一个很大的弥撒团。如果任何时候，弥撒团内有任何不同见解或发生任何纷争（就像有时即使在再好的人群中都会发生的现象）都会得到及时处理，或者做到尽早防微杜渐，或者争议双方都很镇静，让博爱、和平的精神和教会团体延续下去。教会在仁至义尽，无法可用的情况下，去除那些不可救药、无法矫正的不良分子，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如果你读了这一段，觉得听上去像是舆论宣传的话，你的感觉没错。其实，这的确是宣传。那些“不可救药”、“无法矫正”的人究竟是谁？他们会不会是弥撒团内部致命性冲突的表现呢？这个弥撒团真能在一个没有谣言惑众、风言风语、微妙机巧、火爆脾性、抱怨诉苦、内部纷争以及在其他没落衰败的族群中似乎可以找到的那些特征的情况下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和同心敬神吗？
他们一星期举办三次弥撒，星期四晚上一次，星期天两次，星期天较正式的弥撒从早上8点到正午，下午较非正式的弥撒是由“凡人讲经，由事先选定的男教友为信众讲解牧师指定的圣经章节”。但是妇女依旧被隐没在历史的后台中。那些订婚记录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但他们从未记载过妇女的职业。她们中间的一些人成了接生婆，其他人可能就在家中或在家的附近纺线，这是一项荷兰妇女也从事的家庭副业。
对于他们所有的人来说，人生就是磨难。他们的住房很小，可能只有两间房间。就在这个小天地里，他们得建个家，得把后代拉扯大，也许同时还得在那里纺线。 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和变化的时代，一个女人的地位仍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假如从一开始，她的丈夫决定留在斯克卢比而不是出走海外，从表面上看，她无疑会过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照管牲畜而不是织布——但是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无情的艰辛劳作。
1605年，包括戈杰斯在内的几个商人凑钱赞助了一次旨在勘探新英格兰海域渔场的探险。结果，回来的船载满了鱼和各种皮毛（河狸、水獭、貂鼠、黑狐和紫貂）。获利甚丰，值得每个夏天都搞一次，只要在美洲海岸建一些简易的交易所收购皮毛就行。后来，印第安人在普利茅斯交易所偷东西事发，普利茅斯一时被戏称为“盗贼港”。
1616年，克利弗顿在阿姆斯特丹逝世，终年63岁。他的去世在斯克卢比弥撒团中引起了“巨大的悲痛，不只是他的去世让他们想起那些已经逝去的奋斗和幸福的岁月，而且还因为他去世时是一个孤独而又失望的老人”。
与此同时，在莱登，鲁宾逊在大学里注了册，成了一个神学系的学生。他经人劝导，“介入了和阿米尼尔斯的那场论战，他支持卡尔文主义者。几乎可以肯定，鲁宾逊的这个决定是得到了布鲁斯特和他的教会支持的。他们把鲁宾逊收到的请柬看成是一种殊荣，那不仅是对他的辩论口才以及他在神学家的同行中声誉鹊起的认可，还标志了斯克卢比教堂在莱登市民眼中的地位的提高。”鲁宾逊是一个学识渊博、有很强判断力的人，他机智敏捷，且为人善良，在所有方面都非常真诚。他憎恨虚伪、掩饰，与他的好朋友相处时非常坦率。他在与别人，尤其是与他的教友交谈时彬彬有礼，招人喜欢，令人易于接近。他是一个眼光尖锐而好争论的人，思路敏捷、应付自如，并且与阿米尼尔斯派进行过多次辩论，在大学里，他是他们最难应付的一个对手。
阿米尼尔斯派和卡尔文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一场骚乱，一直闹到市政府“不得不在市政厅两侧筑起街垒保护自己的程度。”
1616年底或1617年初，布鲁斯特决定像鲁宾逊以往那样利用文字自由的契机。在此过程中，布鲁斯特得到三个人的帮助，首先是托马斯·布鲁尔——他是一个来自伍斯特郡的Droitwich的一个有钱有财产的绅士。“他曾就读于伍斯特郡的皇家学校，并且在伦敦的一个印刷厂做过学徒。他在钟楼巷里有一座房子，离布鲁斯特的家不远”。他俩雇了一个从英国来的印刷工约翰·雷纳尔兹，后来又雇了另一个印刷工爱德华·温斯洛，以及一个从伦敦前来投奔他们的格洛斯特郡人。（1617年夏，雷纳尔兹和普鲁登斯·格林登结婚，在场的有玛丽·布鲁斯特和她的儿子乔纳森。他也是个做丝带的人）。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到荷兰去（6）
印刷品在当时的英国也许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在莱登，布鲁斯特想印什么就印什么，然后再偷偷运回英国。布鲁斯特究竟印了多少种书，是个难以估计的数目，据阿伯估算，1616年10月到1619年6月期间，他们共出书15本（1617年4本、1618年7本、1619年4本，其中包括《帕斯修行团》）。阿伯写道，“这是布鲁斯特在这件事上呕心沥血的‘最好见证’ ”——“不论是何种场合，出版这些书的秘密组织规模不能搞得太大”。尽管他最初印的三本书的扉页上都印有如下字样：
〖JZ（Lugundi BatavorumApud Guiljelmum BrewsterumIn vico Chorali（拉丁原文）In LeidenBy William BrewsterIn Choir Alley（英文译文）唱诗班巷莱登市威廉·布鲁斯特〖JZ）
这些都是用拉丁文写的而且不带争议性的书，这可能是他为后来要印的东西做的掩护：这些印刷品将会把分离主义的观点传播开来，攻击詹姆斯国王和他豢养的大主教们。布鲁斯特和布鲁尔比较小心，每年他们会印上一本没有争议的重头书，所以印刷所里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印这本书。万一印刷所被抄，只会抄出这本书。而有争议性的东西——政论性的小报——则是随印随发。
那年夏天，艾萨克和玛丽·阿勒顿是爱德华·温斯洛和伊丽莎白·巴克订婚的见证人。这似乎说明当时的莱登弥撒团虽然已经发展到三百人，但仍然是一个成分单一的弥撒团，它还能够将这个弥撒团与周围的外界影响隔绝开来以保持弥撒团的这种单一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同样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就像他们当年在斯克卢比面临的选择一样不留情面，意义深远。他们所做的将是同样的决定。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归家（1）
大约在1617年，莱登弥撒团的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采取的措施。也许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为孩子的状况越来越让人担心。布拉德福德在谈到此事时用词古怪。许多“品质优良、谦恭有礼的孩子”，以及从所有的艰辛苦难中学到优良品质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便已开始衰败，他们的勃勃生气正在被他们自己的青春腐蚀”。更有甚者，许多孩子正在被“荷兰青少年的放荡作风”和“乖张秉性”所腐蚀。他们正在被“坏榜样吸引到奢华和危险的道路上去”。这个同化过程在一个这样敬神和虔诚的弥撒团的眼中一定是越来越严重的可怕现象——布拉德福德记录中说这个趋势引起很大的不安。有些孩子“去当了兵，其他的远渡重洋，另外一些人加入了更加倾向于放荡和有损灵魂的职业”。
这个弥撒团正在面临的是时间本身的腐蚀性，看到的是弥撒团的成员在堕落和腐败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显然，在博爱、和平和同心敬神之外还发生了许多事。他们的下一代，原本应该做好准备接过神圣的火种的一代人发现了宗教改革运动生硬古板的构架之外的世界，而且似乎更喜欢那个新的世界。
史密斯已经阐述了留在荷兰的危险性，他想把自己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