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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人口买卖家庭、性劳动者以及国家（2）
26岁的陈阿宝与上两人不同，她在上海曾从事过其他职业。“民前为……奶妈，二月后因丈夫在乡里病重就回乡。在去年年底丈夫去世。家有年老的父，还有幼小的子女各一。在乡为生活逼迫，民就在最近来申，有到富顺里7号内借房间，同老板娘做拆账为妓女生活。以上所供是实。”据以上三女所供，上海警察局行政处第一课正俗股长得出结论说：“……私娼从业原因，全为生活所迫。确无拐卖或被迫等情事。”这些故事说明，许多妇女并非因为遇到了人贩子才进入了娼妓行当，更不要说被那么多资料所强调的绑架犯了。有些女人比典型传说中绑架受害者的年纪大些；她们对娘家婆家都要尽孝，往往一家老小就指着她们去抚养。从事性劳动有时是妓女本人的决定，这里不仅有个人的、更有家庭的经济需要，她们的收入也往往用于支撑家庭。被捕后，她们本来可以辩诉自己被拐卖，从而争取宽大处理，但她们却将自己置于另一种受尊重的关系之中——正是为了尽孝道，她们才一时从事了低贱的行当。她们是在被捕的特定情况下作出的陈述，这就提醒我们不可把这些陈述简单地读成没有任何问题的“事实”。然而她们的陈述，确实又使女人被暴力绑架、被强迫从事性服务这样的问题变得复杂了。她们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陈述，这说明她们并非不懂表述的技巧，她们知道如何在实际情况中立即运用这种技巧，首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让官方一上来就把她们描述为受害者或捣乱分子。她们实际上是参与了对自己的表征（即便那种场合并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并在这一过程中，至少也留下了下属群体发声的某种痕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妓女进行的两次调查，也证实了上述经济需要兼家庭责任之说。1948年调查了500名持照妓女，发现她们中只有4％的人是被拐卖或诱骗而从事娼妓业的。其余的人中声称为贫困所逼者占60％，突然失业或破产者占18％，迫于家庭压力者占5％，喜欢这份工作的占13％。调查者称，“她们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长大，她们喜欢这样一种生活。”上海市政府于1951年妓院关闭后对501名妓女所进行的调查显示，43％的人从事淫业是因为父母或丈夫去世、失业或半失业。另有27％的人是因为家里呆不下去或因为离婚，具体细节不详。只有11％的人是被父母或丈夫卖掉或典当出去，而只有9％的人是被拐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不仅影响她们作出从事娼妓业的决定，而且影响到她们从何处进入这行。女人们到上海寻找工作，通常都是依赖来自老家的亲戚朋友给充当介绍人或担保人。妓女也不例外。20世纪40年代警方审讯妓女记录中就有通过姐妹或其他女亲戚到妓院找工作的案例，而采访材料也表明，同村的妇女往往相互介绍到上海的同一家妓院。看来，一旦有人沦为妓女，这样的关系网就会一直运作下去，甚而还形成一个建立在亲戚和老乡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背景。女人们是哪里找到工作就到哪里干，而性服务工作的特殊性并不一定使之成为最不想干的工作。1941年一则关于下等妓女的新闻报道说，一名妓女一夜接客达25次，然而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妓女对自己的境遇却并不反感，因为妓院中的生活毕竟比在乡下要轻松。一位在1949年以前采访过妓女的社会工作者说，“其他的工作都比较累。而这个工作收入多，而且吃得好，所以她就做了。”研究者发现，20世纪40年代末的物价飞涨和战乱造成了老百姓流离失所，许多妇女从乡村跑到上海恰恰是因为她们羡慕妓女的生活：“从事淫业，日子过得风光舒适，对邻近乡村中窘迫度日的劳动妇女着实很有吸引力。”尽管研究者注意到性服务行业实际上是有诱惑力的，但妓女上了法庭或到了警察局却绝不会这样供认，庭审场合本身排除了这样的可能。与所谓性服务可耻而非具有吸引力的说法相一致的是，妓女们往往不把她们的工作性质告诉给她们所供养的家里人。从乡下来的妓女告诉她们的乡里乡亲自己在做佣人，由于她们回家探亲时衣着光鲜、出手阔绰，村里人还觉得当佣人真的有钱可赚。邵美亭是一个来自宁波乡下的未婚女子，1947年，她在上海德龙烟厂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可是当工厂停业的时候，她告诉警方说，“我因德龙烟厂关闭后生活无法维持，只得沦落为私娼。本想做数月后返乡去。我父母并不知我做此事情。”尽管邵也相信当妓女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情，但她还是拒绝了警方将她送到某慈善机构的建议：“我不能去，因家中父母年迈，妹妹尚幼，家中无人照顾。”家在上海的妓女往往也有同样的倾向，一是对她们的职业保密，不让家人知道，二是愿意干下去。陈英于1948年因无照卖淫被捕，她对警方说，她必须抚养她的老母、兄嫂和外甥。“我母亲不知道，因为我是白天做生意，晚上回去住，母亲以为我在外做工。”陈说她不愿找其他的活计，“因为别的工作不够维持家庭生活，每每想到母亲年老，日夜啼哭，心里不忍。”许多妇女因失去了工作、找不到别的工作而当了妓女，或是认为当妓女就是能得到的最理想的工作；这些人对维系家庭关系仍是至关重要的。即便是那些被卖到妓院或被典当而从事淫业的妇女，交易本身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断了家庭关系，尽管19世纪末时卖人契约的语言写得明明白白——该女子一旦卖出，应断绝与家庭的一切联系：
买卖一旦成交，她将被带走，她的名字也将更换，她长大成人后将服从买主的意志，做他要她做的一切事，无论那是体面的还是不体面的。倘若违迕，必严加处置。在对她本人的全部利害作以上的托付后，她将永远断绝与其家庭的一切关系，并永不翻悔。若遇死亡事故，双方都将认为是天意，绝无任何抱怨。
不过，许多买卖交易并不像这一合同那么正式，做到一笔成交，它们造成的矛盾冲突在法律系统中亦时有所见。例如在1920年，一名叫徐定义的女子在会审公廨状告其妹夫将她妹妹卖入娼门，造成她娘家与婆家两家对簿公堂。徐募集资财为其妹赎身，她妹妹则要求并被获准离婚。（会审公廨随即宣布该案审结，将那男人释放。）该女人不愿被卖这一点显然是该案审理时的关键，她得到了娘家一方的支持。但其他庭审案例则不宜视作女子挣脱由其家庭招致的契约责任，而应看作是其家庭重申对于该女子的控制权。在1929年的一个案例中，一男人听中介人说他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当佣人的工作。约半年后，由于阴历新年将至，他就去找她回家料理家务。中介人则说她已经将他妻子卖了，给了他200块钱，要他再娶一个，他于是告到了法院。甚而还有这样的情况： 是丈夫自愿将妻子卖掉，却仍然还要分享她们的收入；在一个案例中，一姓齐的男人，在1931年那年把他妻子卖了，得了240元。五年后，他妻子获得了自由，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