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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婉姝惊讶得眉毛飞动起来，笑出了声：“啊，有这种事！那后来怎么办呢？井填了，不是大家都浇不成地了吗？”
杏儿告诉她：“是呀。大家伙就再想别的法子呗。这井如今也还没有淘出来。如今大家伙手里钱多了，耍钱的也就多了……”
“耍钱？”冯婉姝不懂。
“就是赌博。”荀磊帮杏儿解释，“迷信，赌博，这在农村都是难免的。农民手里越有钱，就越难避免——除非不仅让他们有钱，还让他们有文化……”
“对了，杏儿，我问你——”冯婉姝便认真地问，“我从报纸上，获得了两种不同的信息，一种是通讯报道，告诉我农村如今富裕了，农民渴求文化知识的愿望也增强了，他们纷纷把退了学的孩子又送回到了学校去；另一种是‘读者来信’，农村小学教师写的，他说如今又出现了农民让孩子退学，去抓现钱的动向，感到很着急……杏儿你们村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你给我们输送点第一手信息吧！”
杏儿听不大懂她的问题，她反问：“啥叫‘信习’？”
“信息就是传播出来的知识，消息，信号……如今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冯婉姝热心地、滔滔不绝地向杏儿讲解起来。杏儿分明并不感到兴趣，只是低头，搓手，勉强地听着。
荀磊从一旁看着这两位同代的少女，心里不禁感慨起来。一个小时以前，他只感觉到她们外在的差异：都可以算是浓眉大眼，但杏儿在顾盼间的神情，总让你联想到农村那艳红的窗花；而冯婉姝的一颦一笑，却让你联想到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的旋律。她们的皮肤都偏黑，但杏儿的皮肤是黄中带黑，毛孔粗大，让人一见便意识到那是同农村的光照、沃土、劳作分不开的；冯婉姝的皮肤则是红中泛黑，细腻光润，让人一见便意识到那是得之于水上运动、野足登山……她们的衣着当然更展宽了她们气质上的差异。别的不用说了，就拿她们的毛线衣来说吧，杏儿的是洋红小开领的细线腈纶衫，胸口上有着黄线和绿线绣出的花儿叶儿；冯婉姝的却是紫罗兰掺麻灰、青黛的杂色拉毛高领衫，那高领又大又软，卷在她脖子下面，显得十分潇洒……半个小时以前，荀磊开始明确地意识到她们心理上的差异；而此刻，荀磊又观察出了她们在更深刻意义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会酿成尖锐的矛盾……也许最终有一天会正面冲突起来？当然，那不仅是她和她，她们和她们……说到底，那也许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的确是这样。冯婉姝尽管属于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中最能接近低文化劳动群众的人，尽管她因热爱荀氏家庭而“爱屋及乌”地对杏儿充满了最大限度的善意，在眼下输出知识的尝试中却也不由得烦躁起来。她因为杏儿的摇头、咬嘴唇、发愣，而不得不一再地把自己所企图传播的知识范畴加以收缩、简化、浅退……然而，无论是“信息工具”还是“电子技术”这一类词汇，也无论是“比如这电视机就是一部信息接收器”，还是“你们农村烧饭的柴禾便是一种能源”这类推衍，杏儿都全然不知究竟何意。冯婉姝的心理状态滑到了这样一种边缘：她究竟还值不值得尊重跟前的这位同代人？她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究竟还该不该持有一种乐观的展望？杏儿呢？尽管杏儿已属于农村青年中最富自尊感和进取心的人，尽管她因热爱荀大爷荀大妈而兼及荀磊并惠及这位冯婉姝，在眼下冯婉姝那没完没了的灌输和时不时插入的“你明白了吗？”“懂吗？”“能理解吗？”这类逼问面前，她心底里却泛起了一种古老的、难以抑制的对占有知识优势的城里人的一种厌恶……乃至于仇恨。
当冯婉姝用急促的语气又一次提到“电脑”时，杏儿终于按捺不住了。她扬起头，突然截断冯婉姝说：“啥‘电脑’、‘猴脑’的！俺就吃过猪脑、羊脑。俺知道那‘电脑’有啥用？俺就知道村外野地里还有叫涝稆的野菜，你吃过吗？赶明儿你吃吃去。告诉你吧，吃了涝稆肿脸！”
冯婉姝愕然。
在一旁静观的荀磊虽然有些思想准备，也没想到杏儿突然暴露出了一种村野式的蛮横无礼。
幸好这时候荀大妈走了进来，她招呼杏儿说：“杏儿呀，你累了吧？走，跟大妈那屋歇歇去。我都给你预备好啦！”
杏儿便随荀大妈到了外屋。原来荀大妈已经在屋当中拉了个挺像样的布帘儿，把屋子隔成了两间，那长沙发正好隔在外间，长沙发已被打开成了一张宽大的床，并且已经铺好了单子，搁上了枕头和被褥。荀大妈把杏儿引到沙发跟前，对她说：“杏儿，你睡一觉吧。睡醒了，咱们晚上包饺子吃——你大爷现在胸不疼了，正养神呢，他说晚上吃饺子，咱们今天吃一整天的家乡饭！”
杏儿躺下了。沙发床太软，她觉得不舒坦。荀大妈在枕巾上洒了花露水，她闻着也不习惯。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什么，进京的兴奋感突然消失了。她发痴地想念起娘和枣儿来。娘这时候在干啥呢？枣儿的鹌鹑没犯病吧？枣儿啊，你可别忘了给娘沏蜂蜜水儿喝，你可得提防红玉的纠缠……
未 （下午1时～3时）本书的一个大主角——四合院（1）
北京还有多少个大体完整的四合院？不知道哪个部门掌握着精确的数字。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1980年玉渊潭栖落过几只白天鹅，其中一只被路过的青年工人用汽枪击毙，曾引起过公众的广泛激愤。其实，国内野生天鹅的数字，大大高于明清以来建成的四合院的数字，但直到目前，对于粗暴地对待四合院的行为——毫不吝惜地加以阉割、毁损乃至拆除，除了少数研究古代建筑史的专家外，人们似乎大都心平气和。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从改造北京城的总体趋向上看，拆毁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一定要有意识地保留下一批尚属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还应当尽可能恢复其原来的面貌。如果能选择一些居民区，不仅保护好其中的四合院，而且能保护好相应的街道、胡同，使其成为依稀可辨当年北京风貌的“保留区”，则我们那文化素养很高的后人，一定会无限感激我们这一代北京人的。
公元1982年12月12日，其中薛家正举行婚礼的这个位于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小院，便是一个虽经一定程度毁损，有所变形，然而仍堪称典型的一个四合院。
所谓四合院，顾名思义，就是由四组房屋以方形组合而成的院落。没有到过北京四合院的人，顾名思义之余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院落有什么稀奇呢？岂不单调、寡味？
其实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颇富于变化，在严谨寡淡之中又蕴含着丰富多彩。
即以我们已经迈入并且初步熟悉了的这个院落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规的方位。当然，在东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面的四合院，不得不采取与它相反而对称的格局，为了使院内最深处的正房成为冬暖夏凉的北房，南墙上往往要开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后面必有一个窄长的小院；如果办不到这点，或只好以南房为正房，或将挨着院门的一溜北房作为正房，而改变进门以后的院落格局。总之，在东西走向的胡同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总显得比路南的四合院优越。据说当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间的差价，有时会相当惊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走向不正的斜街中——如离钟鼓楼不远的大、小石碑胡同，白米斜街一类地方，则往往采取这样的盖造法：顺着街道胡同的走向设一个大门，进门以后，并不是四合院本身，等于留出一块“转身”的地方，然后再按东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盖出院门朝南的四合院来，这样，里面的房屋便不至于也呈南北走向或斜向了；当然，也有按街道胡同走向盖的，这种四合院的价值，在当年不消说要等而下之了。
我们已经迈入其中的这个四合院不仅方位最为典型，其格局、布置也堪称楷模。如果说整个院落是一个正方形或准正方形，那么，四合院的院门绝不会开在正面的当中，它一般都开在其东南角（如果是与其相反而对称的那种四合院，则开在其西北角）。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院门一般都是“悬山”式的高顶，顶脊两边翘出不加雕饰的“鸱吻”。地基一般都打得较高，从街面到院门，一般都设置三至五级的石阶，石阶终端是有着尺把高厚门槛的大门，双开厚木门的密合度极高，想透过门缝窥视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门上都镌刻、漆饰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类的门联。门上有门钹（类似民族乐器中的钹，故名。钹钮上挂着叶形的金属片，供来客叩击叫门）。门边往往有一对小石座，或下方上狮，或整个雕为圆鼓形。
明清之际的四合院，一般并不是贵族公卿的正式住宅；看过《红楼梦》就知道，贵族的府邸无论其规模、建制、格局都与一般单纯的四合院有极大的差别；只有当贾琏那样的贵公子要私纳尤二姐时，才会在花枝胡同（此胡同今天还在，距钟鼓楼不过数里）去找一个四合院暂住。一般说来，四合院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中层官吏、内务府当差的头面人物、商人、士绅、业主、名流，以及从平民中涌现的暴发户和从贵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