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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来以后，身份证要改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牵扯到法律的层面，你要提供很多证据和一些文件。
白岩松：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要在您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栏里面，把原来写的舅母、舅舅的名字变成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但您当时决定姓还不改，依然姓母姓。当时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呢，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还是有其它的一些因素？
蒋孝严：当时身份证父母栏改了以后，台北这方面像基层事务单位就叫我马上要改自己的姓，要从父姓，因为我们民法原则上要从父姓，除非父母亲有约定，可以从母姓。我父母亲都不在了，那我说我为纪念母亲，仍暂时从母姓，因为我姓章已经这么久了。而事实上那里面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坦白说，我也要考虑一下方良女士她心理上的一些反应。我想等她百年以后再来做这件事。在蒋家当道的时候，在蒋家当权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我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却没有想去做这件事。在那段时间，如果我来争取从父姓，可能是有个政治上的考量，或者是利益上的衡量等等，我跟我弟弟反而不去谈这件事情，也不会积极去推动或者找人去商量，我们把它摆在一边，当别人知道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一切顺其自然。
事实上一切顺其自然是很多的无奈。我们讲顺其自然，我们不晓得顺其自然，“自然”会带到我们哪一个方向？什么样的结果？不晓得，我们没有把握。
白岩松：因为要在父母一栏里面写进蒋经国先生和章亚若女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使对大家全是公开的秘密，依然要有法律的程序和所要认定的东西，据说连DNA测试都用上了，还要证实哪些证据？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蒋孝严：是蛮复杂的，事实上你要证明你父亲栏写的人不是你的父亲了，比证明那个人是你的父亲同样的困难。我父亲以前写的是大舅舅，章浩若先生，我去找很多的证明，说他不是我的父亲。最后怎么办呢？幸好我到大陆去，大舅舅亲生的两个孩子都在江西，一个在南昌，一个在新建，我去找到他们，他们很好，他们也出具证明说他们亲生父亲是章浩若先生，我只是他们两个的表弟，只是章浩若的外甥。
一些证明文件要经过大陆有关单位认证，然后我再拿到“陆委会”来认证。然后我还要去桂林医院，我出生的桂林医院也要出证明，我母亲在那边生了两个孩子，我母亲是章浩若的姐姐，这个关系都要证明出来。然后我母亲栏以前写的是舅妈，季申女士，幸好她还在，在美国。所以我在2003年的时候带一个团到美国去访问，我9月3号到洛杉矶找到我的大舅妈，她还在，83岁了，看到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小时候见到她，稍微有一点印象，可是50多年没见面，因为她常常在媒体上面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知道我们，我跟我内人去看她，她很高兴，我们聊了很多往事，还有她告诉我很多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关于我大舅舅的事情。到临走，我内人说大舅妈：“对不起，希望拔你两根头发要拿回去化验，验DNA，证明你不是我丈夫的母亲。”因为身份证上写的季申是我的母亲，要证明她不是我的母亲，后来我的内人就去得到她的允许，大舅妈说没有问题，你拔！还好她还有一些头发，可是我内人一拔，本来想拔两根，一拔拔了十几根，拔了一撮，“哎呀”叫了一下！我说：“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她很理解。
然后经过整一个程序，经过DNA的化验，才把章浩若先生、季申女士从我的父母栏剔除，空出来，再来证明经国先生是我的父亲，这其中比如王升先生，他也出证明，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国先生通过他抚养我们的一个事实，等等。这个程序整个走完，当然母亲这边比较好处理，因为医院已出证明证实章亚若女士是我的亲生母亲。
白岩松：这两个加一块才能完成2002年2月份改父母一栏，非常的难。
蒋孝严：没错，把它做了更正。
第四部分做蒋经国的儿子真难（1）…（图）
台北故宫 白岩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据您现在所知，经国先生作为您的父亲，在您知道和不知道的情况下，以带有某种父子的情感，不是说工作关系，带有某种父子情感的时候见面一共有几次？
蒋孝严：带有父子情感，我们没有见过面。见面的时候，我还没那个感受，那个时候我很小。在桂林的时候，母亲在那边待产，父亲去看过她。我们出生以后，我父亲从赣州还有重庆，去过好多趟，把我们抱在怀里面，一个叫利儿，一个叫思儿，因为我母亲住在当地利思路，所以我叫利儿，孝慈叫思儿，一起都把我们抱在怀里面，这是我外婆还有我另外一个姨妈告诉我的。那个时候可能见过很多次，可是我们太小了，才几个月大。
然后在我们6个月大的时候，我母亲就过世了。当然我们就从桂林就迁到万安，到万安县避一避，万安更穷，在江西的南部。从万安我们又到了贵州的同门县，那时候我大舅舅在那边做县长，所以我们那个身份就是在同门县的时候，我大舅舅做县长的时候把它设定的，就是说大舅舅是我的父亲，大舅妈是我的母亲，掩人耳目。正好他有几个女儿跟我们的年龄相仿，然后从同门县抗战胜利以后又回到南昌，我们在南昌读小学。在南昌期间，大舅妈带着我们还到南京跟我父亲见过面。那个时候我很小，四五岁。
白岩松：您没记忆了？
蒋孝严：我模模糊糊地记不太清楚，你说那个时候见到的经国先生什么样子？讲什么话？我不记得，可是我记得还到了中山陵什么的。
白岩松：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孩子的兴趣在玩上面。
蒋孝严：在玩上面，见面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叫爸爸，有没有叫爸爸，他怎么样叫我们，不记得。
白岩松：到了台湾之后，毕竟后来经国先生他政治的位置放在那儿，你也有一些心里知道，但是又不好公开的一面，经国先生在暗中有没有一些对您的照料或者吩咐？
蒋孝严：暗中对我们的照料是通过王升王将军，还有宋慈选，那个时候王将军在“救国团”，一切通过他到新竹去把生活费交给我们。我们小的时候就有印象，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或者过中秋节的时候，就会看到他，我们叫他王老伯———台北一个王老伯来看我们，有一次他穿一身军装，挺神气的，肩膀上面还有一颗星，当然后来星又增加了。一来啊，他跟外婆聊聊，很愉快，他一来，我们的生活就好了，就觉得不错了，有肉吃了，可以买到鱼了，生活有了改善，也可以买到衣服了。但是这个情况到我们念初中的时候，就突然中断了，王升没有出现了，过年也没来了，我们生活下去了，那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苦。很多人都会说你们新竹怎么会那么苦啊？经国先生的孩子没有道理那么苦啊！问题就是父亲那边来的接济通过王升给我二舅舅张干若先生，他们两个人不对头了，后来两个人有矛盾了，几乎不来往了，王升就根本不理我们了，也不到台北去了，所以我们生活就越来越差。
我们初中、高中都非常的辛苦，到念大学的时候，连注册的费用都没有办法如期去缴费。当然这段过程，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回头想想反而是有帮助的。
白岩松：积极的和推动的意义？
蒋孝严：没有错，而且你要了解什么叫做辛苦，什么叫做困难，也会想办法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体验。
白岩松：但是对于经国先生来说，我觉得不管他坐在多高的位置上，一定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台湾，他没有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表达他的父爱吗？
蒋孝严：他后来通过王升来关心我们，到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懂事以后，王将军就跟我们讲，你父亲很关心你们，关心你们的功课，关心你们的身体。但是我记得我跟我弟弟常常跟王升王将军讲，我说我们要跟父亲见个面，可是他总说可能不方便。
隔了半年一年又提，他说我们看看吧。就这么拖啊拉的，就是没有安排。到我成了家，当然我把我的身世告诉我的内人，跟她讲得很清楚。但我在结婚之前我没告诉她。到快结婚了，她有点风闻，我也不提这个事情，我希望她嫁给我是嫁给我个人，而不是嫁给我的家庭，我要让她知道我个人是怎么样努力的。到结了婚我当然要告诉她，她也接受了。到我结婚以后我有一个孩子了，老大出生了，我就告诉王升王将军，我说我现在有家了，我要见见我父亲了，让他看看我的妻子，看看我的孩子。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当时我想，我自己有家了，经国先生那么忙，看看这个好媳妇，然后有一个孙辈陪着他不是很好吗？我很单纯地这么想，可是都是没有结果，同样的孝慈结了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都没有结果。但是后来我们理解了，我说我们可以体会，他这样是因为他在“政府”里面，在政治地位上负了更多的责任，因为后来我也在“政府”工作，我也知道什么叫做困难的环境，完全能够体会其中的不易。后来我们也就不要求了。所以像你刚刚说的，经国先生跟我还有孝慈以父子的关系见面是没有的，这是外面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有人以为孝慈他在学术界发展，我在“政府”工作，因为有经国先生的关系，所以得到很多的帮助等等，当然我承认间接的余荫影响是绝对有的，可是绝对不是直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见到父亲，我也没有办法跟父亲表达什么。
白岩松：你和经国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蒋孝严：一句话也没说过。当然我们见了一面，已经是经国先生过世以后，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