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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后来又转到军队里担任军法官。在任期间，他一直是禁赌、禁毒的执法者。对那些来说情的人，不仅仅不收贿，而且对行贿者们也毫不留情，一律绳之以法，把他们关到监狱里。所以，再没有人敢向他行贿。有一次，一个被上一任法官定了罪的犯人，被父亲查明实际是冤枉的，就把那人释放了。那个人在临出狱前，留下了一千元钱，放在褥子底下，并留下一张字条，说明是送给我父亲的，是为了感谢父亲弄清了他的冤情而送的谢礼。父亲是不会接受这种钱的，但又无法查明这个人的去向。不久（1931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武汉三镇的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灾民们只得爬到屋顶上去，他们都在挨饿。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听到很大的声音，那是父亲在捶他的书桌，他大声地喊着：“我知道了！”他就命令一个下属到他面前来，叫那个下属把这一千块钱，买成馒头，划着船，每天去送给那些被困在屋顶上的灾民们吃。父亲又把我们叫到身边，说：“孩子们，你们要永远记住，来到你们手中的钱，不属于你们自己，属于天。这是天的钱，交给你们代管。你们要为天；用在合适的地方。”父亲的这些话，永远记在了我的心上。父亲说这些话时母亲也在旁边，她就接着说：“你们现在知道天在你们的行为中的重要了，还有一个人也十分重要，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一个‘我’字。我就是每个人的自己，你做了任何事都瞒不过天和‘我’——你自己。你不能想，更不能做坏事，天晓得，你自己晓得，一丝一毫也瞒不过你自己，所以一点也不能干坏事，当你自己知道你确实坏，不可爱，不可敬的时候，你永远也不会真正快乐。”
父亲常常跟我们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修医学。绝对不要做文官，也不要做武官。”他自己在这两个职业里得出的经验，都是很痛苦的。他说，做文官就等于当婊子。要把自己的眼泪往肚子里流，并要装出假笑，来博得上级的欢心；而做一个武官，就是做奴隶，不管是对与不对，你都得服从命令去干。所以，最好的职业，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个职业是正直而清白的。他鼓励我们都要去学医，但是这个愿望，只在我大哥和妹妹身上实现了。
二哥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抗战时期，他在云南昆明修筑了邬家坝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给美国飞虎队使用的，直到今天还在用。后来，又修筑了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对中国国际物资的运输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二哥虽然没去学医，但是他对国家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我的儿童时代（五）
我的理科功课成绩都很差，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不敢去考理科，而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因此我后来就选择了燕京大学的英国文学系，而没有去读医科。这是经过父亲同意了的。我弟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的学生，也没有去读医科。因为父亲在前线抗日，顾及不到家庭和儿女的教育，以致我弟弟就偷了个巧，不去读医科，而读了生物学系。在我们家的五个兄弟姐妹中，最终只有大哥和妹妹两人学了医。而且妹妹后来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医生。
现在我想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父亲一个愿望在他的孩子身上成功了，他是如何的快乐。妹妹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就被派到重庆北碚，在江苏医院的妇产科工作。当时，我们的家就住在北碚。正好是父亲一年一度的休假期间，他每天早晨陪着我妹妹去上班，并且每天都抢着坐在妇产科门诊的最挨近医生的第一个座位上。有一天中午，医院已关门休息，父亲还坐在那里。一位护士走来说：“这里不是老头待的地方。”父亲笑着回答说：“我就是为了每天专门来听病人们喊一声‘刘医生’的 。”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父亲一生以禁毒、禁赌为他的重要职责，而且非常执著与严肃。
抗日战争开始时的某一天早晨，我和父亲正在吃早点，有一名士兵进来报告：有一列火车上的一节车箱中装满了鸦片，这列火车今天下午4时要经过武昌，运到下一站交给一个鸦片贩子。据说，这批烟土属于第十军军长，他倾其所有的钱，准备在这个上面发一笔大财。那个士兵问：“烟土到了以后，烧吗？”父亲回答说：“当然！烧鸦片是军长自己的命令。”不久，有几个士兵连同他们的队长都来了，请父亲再考虑这件事情的后果。父亲说：“我考虑了我的良心。烧！”这些士兵低着头离开了。不一会，更多的士兵来到父亲的面前，跪下说：“请您考虑我们的将来，同您自己的将来。军长可以任意找一个借口，把我们都杀掉，那就随他去！但是我们的父母、子女们怎么办？”那个士兵又接着说：“军长是在您的世故上赌博，他想大捞一笔，然后就逃离战争。军长是有意暗示他的人向您露出这个消息——这节车箱是他的。他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我们是小蚂蚁，一捏就死，可是我们的老小怎么办？”所有的士兵都哭了。几分钟的沉默以后，父亲长叹一声说：“让这节车箱过去吧！”这些兵们都站起来走了。我问父亲：“你为什么这样让步？”他回答：“有一句老话，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我看见他的眼里，泪水盈盈。我哭了，我看到一个想保持自己的清白的人终于投降了。国家无望了！可怕的、绝对的黑暗包围着我。后来，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回想到这一情景，我就忍不住眼泪奔流。
还是回到我的儿童时代吧。我的私塾先生由于受到了现代气息的感染，告诉母亲说，他要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己去学英文。母亲同意了。从那时以后，我们晚上的自修课就很自由。天晓得我们这五个孩子（小舅舅、大哥、二哥、表哥和我）在这段时间里，都在做些什么。
有一天，我们全家乘轮渡从武昌到汉口去看一个白俄马戏团的表演。这在武汉来说，是一件大事。我们几个孩子都非常兴奋和激动。看完表演回家以后，我那位小舅舅忽发奇想，想把我们五个人组成一个马戏团。他买了软木，做成一根光滑的长棍，学着马戏团的样子，把长棍当成钢丝，悬空起来，让我们在上面表演走钢丝，或者是翻跟头。后来，我已经能够像一个演员似的拿着一把伞，在上面表演平衡。但是，这样的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1923年，父亲萌发了一种新的思想——为了让我们赶上新时代的潮流，停办私塾，叫我们改读公立学校。
那年（1923）的9月，我们开始各读各的学校。大哥去了上海，读一个德国医科大学的附属中学；二哥去读武汉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我去了武汉最有名的小学——模范小学，读五年级。我记得入学考试那天，我身穿一套崭新的白色衣裤，手里拿着一瓶蓝墨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来水笔）。父亲亲自送我去参加入学考试。我们还没有走到学校门口，手中的墨水已经泼得我满身都是。考完试以后，老师告诉父亲，说我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那是因为我经过了私塾的训练，写得一手好文言文，这是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不上的。可是我对数学却一窍不通，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我数学考了个零分。这种成绩，只应该由一年级读起，但是我的年龄已经是十一岁了，所以老师只好把我放在五年级。但由于数学我根本不行，老师也只好在课外单独为我补习。从阿拉伯数字、数学的四则运算学起。但是无论如何，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全班最差的。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已经在学分数与括号了。
我们那所学校五年级的这个班上只有我一个女生。那所学校刚开始有“女士优先”的女权制度，所以校方把我在课堂里的座位安排在最好的第一排的正中，在队列中，我也是站在最前边。班主任姚老师是武汉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对我特别照顾，课外给我补课，不准男生欺侮我；等等。
当我读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他们的小学教育，回国以后他特别欣赏他们的“道尔登”制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要求小学生们要有自学的能力，老师只是规定你的进度，你只有在不懂的地方，才可以向老师提问。据说，由于激发了学生们的自学能力，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可以飞速提高。但是当他把这种学习方法运用到我这个班上时，我的学习成绩不是提高了而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受到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在我的头脑中还根本没有形成自学的习惯。
六年级的时候，一个个子高挑的美丽的姑娘（数学老师的侄女儿）加入到我这个班，她的名字是江泽渲。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成了终生的朋友。我们的书包里，每天放着几本书、一块石板、几支石笔，从这个教室谈到那个教室，有谈不完的闲话，简直不读书。有一天校长召集老师开会，老师报告了学生的学习情况，只有少数的学生，能够超过学习标准，多半都远远落后。校长十分生气。当时的学校已废除了教师对学生的体罚，我们模范小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进步的。可是这一次，校长太生气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宣布凡是落后的学生都要集体打手板。一天早晨，我们在操场上排着队，等待打手板。有两个个子很高的女生，不是小姑娘了，她们的班级老师把她们俩留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给她们留面子。当时我很矮小，就没有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