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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现实脱节、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模糊、令人一头雾水的人生观使那些社会边缘人物最先成为受害者。居住在城里的、早熟的、贫穷的、缺乏技能的、教育程度较差的大部分黑人都沦为下层阶级。60年代以后我们的“文化革命”仍在进行。无论是大学中学和小学所教导的、电视节目所表现的、流行音乐所传唱的，还是新闻媒体所报道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都变得越来越极端，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恶性循环。早年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使得科伦拜恩事件中的凶手（90年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校园枪击潮）最终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疯狂的幻想。如果早期的道德观念是另一种样子，也许校方反应得会更快，凶手的家庭也可能会更好地处理青春期孩子的骚动，不至于酿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这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在暴行发生之后在一片焦虑和惶恐之中得出的结论。科伦拜恩事件发生后，许多惊恐万分的观察家纷纷在新闻媒体上疾呼：“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人人都知道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文化发生了剧变，但是直至今日人们才开始考察这些变化对美国各阶层的下一代会造成何种现实后果——当然这也是为了美国社会的未来。
序言邪恶影响
我在《梦想与梦魇》最后一章里指出了这些后果。我想通过全书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化革命”包括截然不同却相互交织、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寻求赋予黑人平等地位；二是寻求个人解放，特别是性解放。我还要指出的是，这两方面都会愈走愈极端，并最终形成一种既不能净化年轻人的灵魂，又不能为他们指明生活意义的文化。这些趋势在“文化革命”开始几年后逐步强化，对年轻人的邪恶影响也日益严重。
“文化革命”的政治层面导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风行一时。年轻人只能获得少之又少的真善美的理念，而这些正是人类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和奉行的标准。在这场被误导的运动中，黑人和所谓受害群体独有的传统美德及其衡量标准都被一扫而光。家庭是最基础的培养个人性格的社会组织，但个人层面的性解放却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因而成长在根本不安全的环境之中，缺乏自我意识。由于他们的父母（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继父母）也投身于盛行的相对主义之中，因此他们给下一代的道德指导少得可怜。当年轻人进入青春期及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发现“文化革命”后的两性关系非常混乱。这个人类长久以来一直满意的领域开始变得麻烦多多。曾许诺会带来更多欢乐的“文化革命”结果却是减少了人们的欢乐。
1993年的时候，我曾非常同情那些80年代成年的人们的境遇，当时“文化革命”风头正盛。我后来发现，造成这批人困境的文化潮流在90年代初竟然愈演愈烈。于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代年轻人需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90年代孩子们的虚无主义、他们身上穿着的画满恶梦的T恤衫和他们口中传唱的讲述暴力和死亡的流行歌曲把我带回到了过去。特别是科伦拜恩事件之后，大部分美国人都被带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能够回答《梦想与梦魇》一书的中心问题的年代——“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后果是什么？人们对此所持的明显批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认真的修复工作很可能就要开始了。
那些选举产生的官员可能会在这一变革中发挥作用，正如他们在对待犯罪和福利问题的变革中发挥了作用一样。《梦想与梦魇》是在克林顿总统性丑闻被揭露伊始问世的。克林顿就是一个“文化革命”价值观具有讽刺意味的集中体现：他一方面夸大其词地向那些“受害者”和“受压迫者”展现自己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却永不停歇地出演极端不负责任的性爱肥皂剧。根据“文化革命”的原则，对弱者的同情要远胜于其他价值，于是乎从他的怜悯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权威便抵销了他在生活其他方面的不轨行为，至少为他所犯的错误找到了托词。历任总统都反映了并且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本届总统每天在行政首脑岗位上做出的种种“表率”无一不为“文化革命”的信条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克林顿被弹劾也许会加深举国上下对他所代表的60年代价值观的反对。
当我写本书的时候，2000年总统大选刚刚拉开帷幕。现在大选似乎是一场对“文化革命”的价值所进行的全民公决。乔治·W·布什已经开始明确反对那种“感觉好的事情就去做好啦！”的60年代文化。他告诉我，他深信“文化革命”的结果是一场国家灾难，这场灾难造成的家庭破裂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问题。从他对我所说的话和他迄今为止的公开表态来看，我相信他会以一种反克林顿、反60年代的形象去竞选和执政。作为一个忠于家庭、致力于传统价值观和传统信念的人，布什年轻时也曾放纵地尝试过60年代的文化。因此，他对于这种文化的破坏性也具有最直接的认识，这使得他最终站出来反对这种文化。我希望他所引发的这场全国性的辩论、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立足于个人责任的政策以及他将为全国人民所树立的个人榜样能够使我们的文化转向正确的方向。我希望有朝一日，当我们早上拿起报纸的时候，不至于再读到幸运的美国儿童屠杀他们的同学的消息。
谁也不要低估了这场变革的艰巨性。因为许多精英文化的势力还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在我们的大学里，人们被灌输着这样一种信条：一切文化和价值都是平等的，但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传统价值却（高高在上）是不平等的。这一信条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维护，并传遍了法学院、教育学院甚至公共卫生学院。最高法院仍能通过裁决罗莫诉埃文斯一案将“精英阶级”（法官当然也是其中一分子）所提倡的性解放、反传统道德的观点“强加给全体美国人”（引自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异议陈述）。《纽约时报》、福特基金会和全美教会联合会等仍然踩着文化革命鼓手奏出的与时代不和谐的鼓点前进。
序言上帝的恩宠
在中下层人群里也能听到这种文化的刺耳的鼓点。纽约的一所高中就开设了讲授如何涂鸦的课程，他们认为涂鸦作为一种民间流传的艺术形式，其价值不亚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而在纽约最好的一所公立小学的数学课上，老师却告诉学生哥伦布是一个崇尚种族灭绝的恶棍；其中一名很有天赋的三年级学生甚至没听说过乔治·华盛顿，他还以为那是一个杀手的名字。通俗文化把性解放的限度一再扩大，大家都很熟悉这方面的事例，也用不着多说。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离婚率居高不下，而另一方面90年代同60年代相比，结婚率却下降了三分之一。
即便如此，我们绝不能认为这种情形和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文化变革一旦发生就会迅速展开，就像当年“文化革命”一样。拿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反吸烟运动就成功地在一夜之间把香烟的形象从充满魅力变得令人厌恶。虽然预言家们认为文化只会无情地走向衰败，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提供了相反的例证：在一代明君的支持下，作家、社会改革家、慈善家和牧师等精英分子，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把一个私生子无数、犯罪率高涨、嗜酒如命、城市人口贫穷、沉迷于斗鸡和斗牛之中的国家变成了人人遵纪守法、处事冷静、正直向上、家庭团结和睦、人民富裕安康的国度。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我们文化内部开始出现的变革不仅为下层阶级带来了信心，而且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伟大振兴的希望。〖1〗0〖2〗梦想与梦魇〖4〗简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
令人瞠目结舌的贫富悬殊难道不是只存在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吗？它们怎么会在今天的美国城市里死灰复燃甚至根深蒂固了呢？
有些每天我们都能看见的反差现象是如此的奇异；但久而久之也就司空见惯了。在纽约灯火通明的第五大道两旁价值500万美元的公寓的窗户外面有时就睡着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蜷缩在公园的长凳上，面容憔悴，病魔缠身，穿着邋遢的破衣烂衫。在城里的一个所谓的上流社区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些上层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社区中间有一堵墙，一边是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下的价值75万美元的公寓，另一边则是他们肮脏破烂的邻居。
在过去几年的圣诞节里，不难看见身穿毛皮大衣的假日休闲族兴高采烈地在高级食品店门前排起长龙，等待购买标价“只有”260美元一磅的鱼子酱。而他们旁边有时会出现另一支沉闷的队伍，那是一群等待教堂施舍菜汤的乞丐。在市中心雅致的后现代大厦里，到处都是健身俱乐部、权贵们专用的午餐厅、自动柜员机和一些大萧条时期留下来的所谓艺术品，所有这一切在大堂里交映生辉。楼里坐着衣冠楚楚、年薪上百万美元的银行家们，他们有的不到40岁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重整产业秩序的大权。城市里的公园和高高在上的轻轨车站曾经一度展现了我们市民的自豪和信心，但现在它们大多充满了粪便的恶臭，到处都是人为破坏的痕迹和信手涂鸦以及南来北往的乞丐。
更糟的例子是，1989年一群“野性十足”的哈莱姆黑人区的青少年在纽约中央公园里野蛮地轮奸了一名28岁的晨练女子。这一案件赤裸裸地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反差。受害者是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的职员，野心勃勃地要在所有方面都出人头地；而施暴者们则是旨在提升“穷人”境遇的社会工程死不悔改的受益者。
仿佛是死神降临一样，美国城市里蔓延的贫穷和堕落吓坏了有钱人。他们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