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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也许正在发生第5节 法学研究的前瞻
由于专业的训练、研究方向以及可能还有个人的偏好，我个人在许多法学家看来可能更多属于第三学派。但是我并不试图褒扬社科学派。相反，在我看来，这三派在当代社会都有或曾有过自己的社会功能。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政法话语派在狭义上的法学研究中的显赫地位会逐步被替代，事实上已经基本被取代，尽管这一派所关注的问题并不一定会在社会中被湮灭。这一派所起到的社会功能有可能将为更多的非法律职业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由社会活动家来扮演，而不是由学术法律人或实务法律人来扮演。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法法学将逐渐在当代中国法学的舞台上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隐退，随着法学研究的日益专业化而隐退，且仅仅是隐退而已。政治标签的翻新、自我排队和给他人排队的做法在法律学术界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但是，隐退并不意味着政法学派没有价值，而只是说，它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正如同美国1960年代现实主义法学的隐退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法学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了。波斯纳：《法理学问题》，同注13，特别是第15章。
在未来中国法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更可能是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但是，这两派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法治和法学的发展来说，它们的功能是互补的，尽管它们之间不无可能产生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意气化的争论。
在我看来，诠释法学的主要功用将在于建立稳定的库恩意义上的强调“解决问题”的“常规科学”；Kuhn；同前注37。它不仅是生产大量满足社会法律实务需求的法律人（包括学术法律人的初步训练）的最主要装配材料和流水线，而且它的精神产品往往直接关注法条、规则、文字，这对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必须做出实在判断的职业法律人也非常有用。它有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同时也有一个巨大的以职业法律人为主体的维护这一常规科学的利益集团。因此，任何人以所谓的学术优劣或前沿与否将决定法学学术格局的人都会在这种现实面前碰得鼻青脸肿。因为，在大众的消费文化占主导的现代工商业社会中，真正决定学术格局的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经济学家张维迎就认为，一个学术的主流之所以为主流，是因为它能“养活”更多的人。张维迎：“关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写作背景的说明即对三个评论的答复”；《中国书评》；1996年5月；总第10期。真正决定法学发展的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不是学术的尖端。依据库恩的理论，只有当一种范式无法处理越来越多的问题时，范式才可能出现变革。这一点，不仅为西方的经验证明，而且中国港台以及近年来内地的大众文化的兴盛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参看，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特别是第一篇“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同时这也与法学强调的制度性以及法学本身的结构有关。
但是社科法学必定会在中国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甚至有可能比欧美国家的类似学科状况更为重要一些。原因首先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仅仅只有常规科学，任何社会都会出现新的、先前的知识体制和范式无法回答的问题；任何社会中的多数人可能都愿意接受主流，但也总会有一些人更喜好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喜欢抬杠，有更多的好奇心，而不满足常规科学设定的轨迹，因为真正丰富的、可能增加人们知识和感悟的生活总是“主流”之外的生活。汪丁丁：“自序”；《走向边缘》，三联书店，2000年，页1。有这样的问题，又有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学问产生，尽管他们的市场未必很大。由于这种社科法学一般需要更多的智识性投入，并且在法律市场上经济回报率比较低，因此，不会有很多人进入这一领域。但也正因此，稀少又可能提升其在学术市场中的价值。
其次，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并且还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转型期的问题往往是根据以往经验形成的常规科学难以回答的，必须更多的研究。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外国的各类法律知识经验如能在中国适用，都必须有某种程度的验证、调试和修订。这个工作也不是诠释法学家在其学科范式之内可以解决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主要属于诠释法学的学者不可能解决；他/她有可能超出诠释法学的地界，而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这两个判断是不一样的。而必须主要依赖社科法学学者在关注现实、注重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来完成，甚至做出某些理论上的贡献。因此，社科法学更可能在法学领域中，而不是在法律实务领域中，扮演一个突出的角色。
必须注意，在目前中国学术法律人甚至一般人的心目中，理论高于实务，学术高于实用。因此，我上述的一些更多属于猜想的预测可能会伤害一些主要是属于诠释法学者的自尊心，可能认为由于我自己的学术定位我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以一种虚幻的未来来激励现在的生存勇气。如果这样理解，那就是误解了我。在我看来，理论和实务，学术与实用，对于两者均同样需要的社会来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都只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而已。个人当然会有自己的学术追求，这是他／她的立身之本，但我们应当知道任何个人的学术追求都仅仅是个人的偏好而已，没有人能够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用一个客观的尺度衡量某种法学一定比另一种法学在绝对意义上价值更高。因此，上面的分析丝毫不隐含对诠释法学的轻视或对社科法学的抬高。这里的分类对于广泛的法律、法学消费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转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法学，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法学。因此，任何学者都无需为自己搭的车而沾沾自喜或闷闷不乐。
即使说了这些话，还是不能排除有人会做出其他理解，并展开我力求避免的对于法律学术发展无益的争论（甚至我这句话本身都有可能被当做争论的话题）。在中国这个太容易道德化的学术大环境中，哪怕是一个事实的描述，人们也会首先向其中注入然后再从中抽出价值的判断。但在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将不再在这一点上做更多解释。
第一部分 也许正在发生第6节 小结
上面的判断还是基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条件或目前的趋势不变才能成立。但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如果注意本文开始时引证的那篇美国学者的文章，以及考察造成其讨论之现象发生的社会条件或原因，也许，我们甚至应当对社科法学的前景持一种更为“乐观”的态度。我知道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测是愚蠢的，十猜九不中，剩下的那一中也许还只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预言者死了。但是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如果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又不怕出丑，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做某些预测，最多我们只是留给后人一个笑柄而已，而多少人曾经在这条路上倒下了！
我的关于社科法学的猜测是基于当代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交流技术的高速发展，基于更多的专业化的实证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它们的方便获得。这些因素此刻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就在写作本文时，由于准备搬家，我已经将一些读过的书装箱了，因此，我在引证这些书目时查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网站，获得这些著作的出版社和出版年限，而没有翻箱倒柜查阅自己的书籍。如果这一点是可靠的，那么，可以预见法律在其专业化的同时有可能会变得更加非专业化，出现一个“法律的非法律化”的悖论。法律会引证更多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获得一个正当的解决纠纷的判决，而不是更多引证主要依赖政治性权威的法律材料和规则来获得一个合理的判决。会有更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逐渐加入到那个虚构出来的“法学共同体”中来。因为，从经济学上看，之所以需要法律，依赖规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依据法律规则可以减少决策所必需的信息需求。而如果这些信息能够比较便利地获得，就没有理由一定要依赖规则的政治合法性来决策。
这只是也许，因为，信息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信息的完全。而只要信息不完全，规则就总是需要的，法律因此就不可能被完全替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