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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听说，文森特·西恩的妻子迪娜需要一名摄影工作者完成她一本写伦敦闪电战的书，他很快就抓住机会回到欧洲。但是，7月份到达伦敦的时候，他发现大轰炸已经过去了。但他没有泄气，集中精力描写了一个工人家庭，也就是吉布斯一家恢复家庭生活的情景。西恩的书叫《滑铁卢大道的战斗》，于1941年出版，但评论反映平平。卡帕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故事的题材当时已经过时了。作为闪电战的纪录，该书看上去和读起来都像是对一个真实事件无力的附注。总起来说，那本书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将描述任何真实情景的内容或图片包括进去。
1941年10月，卡帕回到纽约，他很希望找到一份长期的工作，能够报道战争本身，而不是去一些可怕的街道，不是被纳粹分子留下很多伤心故事和破坏残局的地方，因为那些东西无法上头版头条。莫斯科正受到装甲师的很大威胁，每个师都由5 000辆坦克组成。卡帕申请得到去俄国的签证。但他的申请遭到拒绝。1941年12月6日，历史最终结束了卡帕的“假战争”，也结束了美国的孤立。这天早晨，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1942年元旦之前，山姆大叔终于对轴心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宣战了。
第三章胡乱应付（1）
“他带着感情谈到英国人，就好像他们才是对手；他谈到他们不声不响地胡乱应付的方式。”
玛莎·格尔霍恩《到死才分手》
1942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卡帕在一个小公寓里醒过来，公寓在纽约第九大街西头60号的一幢5层赤褐色砂石建筑的顶层。他取回邮件，发现《柯利尔》杂志寄来一封让人开心的信——他们需要他去英国，之后准备报道盟军在法国或北非的登陆行动。更让人倍受鼓舞的是，还有预付的1 500英磅支票在里面，或者大约是这么一个数目吧，都是他后来回忆的。但是，来自司法部的一封信却让他感觉大祸临头：他已经被分类为潜在的敌方侨民。他有可能被扣留。至少，他不再可能在公开场所拍摄照片了。只要在比如中央公园这样的地方拿出莱卡相机，他就有可能被逮捕。
1947年，他写了一部回忆录《稍有偏焦》，在书中，卡帕解释他如何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侨”而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这么做的惟一摄影家。他请《柯利尔》杂志的编辑做一些幕后工作，之后就去了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卡帕请一位抱同情态度的官员吃午饭，上了十多只龙虾，还上了一瓶1921年的蒙特拉榭酒。那位官员指点说，必须为他做特别的安排卡帕也许真的凭自己的魅力过了关，跟他后来所说的一样。但是，《稍有偏焦》的某些部分是不可信的，还有某些部分完全是编造的。事实上，卡帕是想把自己的回忆录写成电影脚本，并且从来也没有声称那是他在1942～1945年间的真实经历。《稍有偏焦》于1947年出版，出版的时候，护封广告上甚至都有作者写的这么一句警示的话：“如实照写明显是很困难的，出于这个原因，本人有时候稍有出格，稍有朝有利自己一面写的可能。本书所有事件和人物纯属偶然，但与真实有某种联系。”。等待大使馆的消息期间，卡帕跟米龙·戴卫斯夫妻一起留在华盛顿，他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年仅23岁。戴卫斯记得卡帕霸占着他家的浴室，“泡在浴盆里看他的书，一泡就是一两个小时”。有天早晨，卡帕忘了锁门。他不想从浴室出来，结果，戴卫斯就抓起他的劳莱弗雷克斯相机拍他的裸体。卡帕一点也不开心。“只有这样才能让卡帕从澡盆里出来。”戴卫斯说。他拍的照片显示，卡帕在看西门隆的小说，看上去视力模糊的样子，很适合那本小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卡帕的晨间仪式是“使自己从弗里德曼变成卡帕”所必须的。
最终，卡帕收到英国大使馆寄来的正式函件，这份函件可作为临时旅行文件使用。他回到纽约，打起行李，之后在城里过了最后一个晚上。他后来说，《柯利尔》杂志寄来的预付款他赌博输掉了，因此只好借了5美元的出租车费到达布鲁克林。他上楼清理允许他离开美国的一些许可证件，朱莉亚就在楼下的出租车里等着。他在码头上离开泪眼蒙蒙的母亲，挥手道别。之后，他下到船舱里放好行李，为自己喝了一顿庆祝酒——他终于再次成为战地摄影记者了。
卡帕的船是护航船队的一部分，这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本身都是一篇好故事。1942年，大西洋战役发展到了关键阶段，贪婪的U型船使盟军货船受到很大损失。在卡帕与安全地带之间，一共有3 000英里宽残酷无情的海域，里面活动着由140多条德国潜艇组成的“流氓团伙”。这段时期跨海去英国是最危险的。
第二天，卡帕跟海军准将麦吉自我介绍，他负责整条船队的安全。麦吉在一战期间曾进行过著名的多佛尔巡逻，1939年再次服役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八年多了。“听我说，在这次航行途中，别指望挖到什么独家新闻！”他警告卡帕，“我们的工作不是作战，而是要逃跑，要闪避。我们宁愿要一百多货船完全抵港，也不要维多利亚在任何一天多出一百多十字架来。”
跨海几天之后，警报终于响起来。发现30英里外有德国流氓出现。卡帕掏出相机，正好拍摄到水手们从机舱里跑出来进入战斗岗位的情景。在甲板上，他看见一艘驱逐舰在制造防护烟幕。黑烟从舰船上冒出来，同时在整个船队中间穿插。他很快连几码外的军官也看不见了，更不用说这个船队其他的二十多条船了。到了黄昏，大海翻起巨浪，是深水炸弹造成的。过了紧张的几个小时后，迎接的英国驱逐舰才重新加入船队，并一直护送船队到达安全海域。
5月中旬，卡帕到达伦敦。《柯利尔》杂志的记者昆丁·雷诺尔兹一个星期后才到达，他是派来跟他一起报道战况的。他是布鲁克林出生的美国人，性格外向，体重220磅，很喜欢喝酒，他们一起去伦敦的酒吧，结果很快就喜欢上了卡帕。卡帕写道：“伦敦在闪电战之后和美国人完全进入英国之前的精神面貌，既开放又友好。”有一天晚上，他们碰到《溪谷青青》的作者理查德·卢韦林恩，他的回忆录写的是在威尔士的矿区成长的经历。根据这本书改写的电影刚刚赢得1941学院奖的最佳摄影奖。“那里的溪谷到底有多青？”雷诺尔兹问他。“你自己去看看吧，”作者回答说，“看看我是否有所夸张。看看那些男女是怎么生活的，就是那些挖煤的人，那些参与最重要的战争工业之一的人们。”
第三章胡乱应付（2）
卡帕和雷诺尔兹接受了卢韦林恩的建议。6月初，他们坐火车去威尔士，之后开车到了吉尔法高奇村，就在卡迪夫与以“迷谷”著名的布莱肯灯塔之间的那个地区。街道和山坡都蒙上了灰色的烟尘，绿草全部毒化了。30年代的大萧条还在这里延续。许多商店都钉上木板关掉了，大多数家庭要拼尽全力才能在餐桌上摆上食物。卡帕拍下了孩子们在空荡荡的街上奔跑的情景，在他们身后，矿工棚舍附近陡峭的坡道一直通向灰色的天际——这个情景到今天都没有怎么变化。他的照片之一，就是一名矿工工作很长时间以后上井的情景，被《美国摄影》杂志选为1942年的最佳照片。其他的一些照片显示一些男子从矿坑里出来，在发薪日的炎热阳光下扑闪着眼睛，他们的牙齿在发黑的脖子映衬下闪出白光。
卡帕接下来的任务是拍摄刚刚出现的整形外科技术，这是医学的一个分支，是为战争中的伤员治病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7月一个温暖的日子，在伦敦的一个手术室里，卡帕看到托马斯·旁弗雷·基尔纳医生准备为一名波兰青年做手术。1939年秋天，德国人的步枪托打中了这个波兰人的脸，砸烂了他的鼻子，卡帕的任务是拍摄基尔纳医生为他重新接上一只鼻子。他忍着胃部的痉挛，看到基尔纳医生伸手拿解剖刀，切开了鼻子，并开始把砸碎的骨渣和软骨清理出来。在麻醉气体和乙醚的作用下，波兰人跟孩子似的睡着了。没有一根面部肌肉动弹过。之后，基尔纳的助手之一碰碰雷诺尔兹的腰，然后看着卡帕，咧嘴大笑，因为卡帕“通常是红彤彤的脸现在是一片惨白”。雷诺尔兹和基尔纳扶着卡帕进了休息室。卡帕发出呻吟：“我要晕倒了。”
基尔纳派人取来一大杯白兰地。好白兰地当时在伦敦很少找到，雷诺尔兹回忆说，而把这么好的东西浪费在“一个没有知觉的人身上”真是可笑，因此，他自己开始喝了。卡帕醒了过来，雷诺尔兹告诉他说，他刚刚倒了一大杯上好的科尼亚克白兰地到他的喉咙里面，以便让他醒过来。“一定是很好的味道！”卡帕答道，“我并没有感觉酒往下去嘛。”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下午，卡帕在《生活》杂志设在索荷区的迪恩街上的暗室里遇到了《美国佬》杂志的摄影记者斯利姆·阿伦斯军士。阿伦斯刚刚在唐宁街拍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照片。他回忆说，丘吉尔“有圈套，绝对有圈套”，他就那么恰到好处地拍到了英国最有灵感的领导人不那么上相的镜头。“我抢到了独家消息。但是，当我去《生活》杂志的暗室时，他们冲洗出来，结果照片给毁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把谁杀了吧？卡帕也在那里，他说，‘别丧气，我让你感觉好些’。这样，他就带我去了梅费尔的一家俱乐部。五分钟内，他找来七个姑娘围在他身边。我们玩得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在城里到处跑。无论去哪里，卡帕总有几个熟人。”
头一年夏天的一个聚会上，卡帕遇见伦敦的其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