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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欢喜的人群大声喝彩。4月19日，弗朗哥占领文那罗斯和瓦伦西亚及巴塞罗那之间其他的沿岸城镇，终于将共和党人割成了两截。
卡帕并没有报道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1月21日，他早已经离开欧洲，准备参加针对集权主义的另一场战争，比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更残忍，是在世界的另一头进行的。
第二章四亿人（1）
“那是同一种性质的战斗：西班牙人民针对侵略者的战争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人的战争。”
约里斯·伊文斯《我与摄像机》
1938年1月，卡帕同意前往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四亿人》。
他的工作是拍静止画面，并充当助理摄影师。他将在酷热的环境里工作，并且要忍受已经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中日战争白热化时期极度严酷的自然条件。摄制组的人员还包括导演约里斯·伊文斯和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这两个人都是卡帕在西班牙结识的朋友。伊文斯有个人原因要带上卡帕去中国拍摄电影：相信他已经与格尔达结婚，他感觉“带卡帕去工作是自己的责任，以使他分心，不再承受持续不断的悲伤。”
《四亿人》是比宣传片《西班牙大地》更雄心勃勃的一部纪录片工程，伊文斯希望显示，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之间结成的一项联盟，即统一战线，最后能够打败残酷的日本帝国主义。那也会是相当危险的一项任务。
作为一项预防措施，伊文斯告诉一位共同制片人，让她明白如何解译他们发出的加密求救信号。例如，“约翰病重”，应该理解为：“尽快将我们弄出这个国家”。卡帕和费恩豪特将先在香港与伊文斯见面，之后再深入中国乡村，这两个人于1938年1月21日从马赛动身。同在阿拉米号轮船上的还有两位英国年轻作家，W。H。奥登和克里斯托法·伊舍伍德，他们要前往国际反法西斯东方战线。伊舍伍德后来回忆，说卡帕和费恩豪特是二等舱的“生命与灵魂”，他们总在捏屁股，总在打闹取笑，总在用法语彼此吼叫，总在大谈小鸡的玩笑。“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还有法国味；他长得健壮结实，皮肤浅黑，黑色的喜剧演员一样深陷的眼睛……费恩豪特个子很高，是金发碧眼的年轻荷兰人——他跟卡帕一样疯，但不那么闹人。”
阿拉米号于2月16日在香港靠岸。伊文斯和摄制人员飞往汉口，那里有蒋介石的临时政府。通过汉口的记者朋友，卡帕得知日本侵略者已经在最近几个月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但是，侵略者的部队也拉得很长。虽然西方有很多人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阿比西尼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日本人也困在那里动弹不得。
到达汉口几天后，伊文斯意识到，他们咬下来的部分超过了自己能够咀嚼的能力。蒋介石的妻子“蒋夫人”不可轻视，她在美国接受过教育，即漂亮又特别迷人，是媒体大腕亨利·路斯最喜欢的采访对象。蒋夫人决定让《四亿人》成为她亲自过问的项目，只有得到她的批准，伊文斯和他的摄制小组才能够拍摄抗击日本人的情形。在他们到达汉口后的六个星期后，她让摄制人员限制在汉口范围以内，并且派她的间谍人员跟踪摄制人员。伊文斯在回忆录《我与摄像机》中回忆说，他希望拍摄到毛泽东武装力量的情况，但“蒋夫人”不允许。为支付在中国的费用，卡帕同意为《生活》周刊提供一些临时报道。辛诺费尔·路斯的杂志毫不犹豫地支持“英勇的”蒋介石，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为该杂志大量提供一张又一张谄媚的照片，反映中国这对黄金夫妇的生活。1938年11月5日，他为斯戴芬·洛伦特的英国杂志《图片邮报》提供的一篇报道，属于更加露骨的宣传活动。这篇杂志鼓吹说，“中国这位年届50的总司令有着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他是世界上受人攻击最多的人之一，而他迷人的妻子则是中国抵抗日本的主心骨。”卡帕明显多次见到过蒋夫人。他后来对一位朋友说，有一次，为了保持清醒，他不得不将她的鸡尾酒泼到盆景里去。蒋介石夫人是“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循道宗信徒”，但据说泡得一手致命的马爹利酒。
3月16日下午4点，卡帕带上相机开始工作，为《生活》杂志拍摄一组名为“中国儿童招兵巡回演出”的图片报道。在一个公共广场的台子上，有扮演中国士兵和农民的儿童假装睡着了。突然之间，假装一名残酷老板的另一个孩子开始鞭打农民。表演结束的时候，中国士兵赶跑了日本侵略者，那是中国群众的敌人。这个宣传活动跟《生活》杂志的图片宣传一样直白，宣传的目的特别为了一群年轻士兵，他们蹲在黄土地上，身上的军服极其单薄，到了晚上，这些士兵会冻得发抖。
当年春季，《四亿人》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场可怕的教训。“事情完全开展不下去了，”艾娃·贝斯尼奥回忆说，当时，她已经嫁给费恩豪特，“约翰（费恩豪特）告诉我说，人们的意见相差很大。卡帕并不是真正为他们工作的。”卡帕当年被《图片邮报》誉为“世界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对自己仅仅当一名摄制助理很是不满。在他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静止画面拍摄工作时，发现自己与才华横溢的沃尔特·波斯哈德形成直接竞争，而沃尔特又是戴弗特以前的摄影师，他同时也在为《生活》杂志工作，逼迫自己不得不拿出最好的报道来。
四月初，这个小组终于坐火车离开了汉口，随行的有一群军事顾问和更多的间谍。他们准备去东北面的苏州前线。那是一次要人命的旅行：日本人已经决定，要夺取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惟一的办法是控制中国的铁路线，而这就意味着不断的侦察和轰炸任何一列火车。
卡帕和他的同事于4月3日早晨6点到达苏州火车站。他们在站台上看见4个快要死掉的平民。“其中一个还在慢慢动，”伊文斯注意到，“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使所有军队联合起来……”
4月4日，卡帕通过中国火炮手的瞄准镜看到了4英里外的日本战线。突然之间，日本人开始轰击观察所了。卡帕躲进一个旧谷仓。当天晚上，他在伊文斯和费恩豪特面前唱起歌来，是那种沙哑和忧郁的嗓音。歌中唱到匈牙利的平原。第二天，作为助理摄影师，他领教了第一次教训。伊文斯写道：“监察官涂将军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就是胡扯，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卡帕很快便学会了他的第一句中国话：Bu yao kan——“不要看”。
第二章四亿人（2）
4月7日早晨6点，卡帕醒来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占领了台儿庄。他很是生气。涂将军不准他靠得太近，不准拍摄火炮的镜头，又迫使他错过了日本人在可以想得起来的时代里的第一次挫败，也错过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的情景。到了中午，他跟同样十分生气的伊文斯和费恩豪特一起开车往城里去。到了城郊，一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天边，之后朝他们的方向飞来。他们在“一处坟墓一样的小沙堆后面躲了起来”。“我们趴在地面上，”伊文斯写道，“四张脸都面部朝下，这样，日本飞行员就看不出本来很容易辨认的面部肤色了。”
附近一列武装火车开火了，飞机转了几圈，之后离开了。当天下午，卡帕进入台儿庄城，发现那里一片荒凉。卡帕和费恩豪特在一条街上开拍，一名老妇突然尖叫起来，她以为摄影机是火炮。另一名老妇坐在“泥块和木板碎片”的旁边。她说，“这是我的家。”
卡帕为《生活》杂志写的报道发表于5月23日，它反映了路斯强烈的喜悦，他认为中国人至少打败了日本人一次。“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该报道说，下面是村庄倒塌之后进去的一些士兵的照片。“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第二天，全中国庆祝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在第二天，目击了那场战斗的伟大的战争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冲出了他的底片，并通过中国的特快客机送往《生活》杂志”。虽然生活杂志说卡帕是在4月6日夜里报道战斗的，但事实上，当时他正在酣睡中。
4月11日，一行人骑马出城，前往拍摄一位受伤的中国农民和他的一家人。天黑的时候，他们飞奔回城，摄影机在背后跳跃不停。“那都是些笨重的小马，成吉思汗的大军就是骑着那样的一些马儿征服整个亚洲和欧洲一部分的。有时候，在夜色里，我们会彼此失去联络。卡帕也骑马飞奔，突然间，他想像自己就是成吉思汗，对着我们大喊战争口号。从后面看去，他更像是桑柯·潘沙。他矮胖的轮廓在马鞍上抖动——这是在为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奔跑。”
接下来的那天晚上，卡帕情绪不高，而喜欢言过其实的伊文斯却不然，他们两个人坐下来思考前线到底已经转移到哪里去了。“在黑夜里，我们听到远处的丘陵地带有隆隆的炮声，”伊文斯写道，“那就如同厚毯发出的有规律的击打声，人发烧的时候会听到这类的声音。里面夹有锣声，又混杂着机关枪的声音……之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在我们身边的青青的短茬玉米地里，气喘吁吁的士兵快步跑过，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长线，他们要去抢夺前面的重武器。但是，不准我们一同前往。”
卡帕和他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