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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痕迹”。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有义务、有责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烛照中华数千年的人文之光薪火相传、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此，需要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努力。
总序序：伟大的文化推进伟大的复兴（2）
1988年，世界各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这说明，中华文化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特别是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环境的破坏、战争的灾难、贫富的差距等，对世界文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彰显了弘扬中华文化的时代意义。
自从文明的曙光初照神州，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经过五千多年的迁徙、演化和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诸子学说，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赋，匠心独运的书画雕塑，泽被后世的四大发明……这些都令世人推崇备至，惊叹不已。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历来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因兼容并蓄而丰富多彩，因推陈出新而永葆活力，因特色鲜明而远播四方，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仅存硕果。中华民族以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浑厚的历史积淀，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核，筑起了中华民族雄奇天下的精神长城，使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是当今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中华文化孕育了胸怀天下、追求统一的爱国情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族儿女为团结统一而不断奋斗的爱国史。班固“爱国如饥渴”，投笔从戎，抗敌御侮；祖逖闻鸡起舞，立志拯救国家危亡；文天祥丹心报国，辉映千古；林则徐痛击鸦片祸殃，捍卫民族利益与尊严；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正是由于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即使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短暂的分裂，但国家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特别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中华儿女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华文化孕育了崇尚和谐、爱好和平的民族品格。“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的理想追求。早在三千多年前，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更是进一步宣示了“和为贵”的价值，颂扬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和合”思想，贯穿于中华文化的整个发展进程，渗透于中华民族思想、实践的各个方面。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无论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给所到国家和人民带去的都是加强交流合作的诚意，传递的都是增进友好情谊的心声。可以说，中华文化“和合”思想蕴涵的深刻经世哲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特别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战争和被侵略的痛苦，更加深感和平的珍贵。今天的中国已由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并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华文化孕育了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中华民族自古就讲是非、善恶、荣辱，把个人“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中华文化这个精神宝库中，有“舍生取义”的气节操守；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凛然正气；有“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有“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有“言必行，行必果”的处世准则。千百年来，中华大地涌现出无数重名节、讲正气的道德楷模，他们为追求真善美，弘扬社会正气，不惜披肝沥胆，殚精竭虑，其高尚人格和优良品德，体现了中华优秀儿女情感之真诚、襟怀之博大、气节之刚烈。这些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持自立自尊的精神源泉，也使得中国能够始终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扬名于世。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文化孕育了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自强精神。古代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不竭动力，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变革创新，不息奋斗。从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到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到汉使苏武饮雪吞毡；从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到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修史，留下千古巨著，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的民族品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历经无数次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近代以来更是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无数志士仁人勇于救亡图存，学习他人之长，而后奋起直追，救国家于危亡，挽狂澜于既倒。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意气风发地建设自己的国家，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21世纪是世界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作为中华儿女，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共同的身份，是抹不去的生命“痕迹”。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有义务、有责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烛照中华数千年的人文之光薪火相传、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此，需要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努力。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
金开诚
金开诚：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副主席。
（编者注：本文稿已经作者本人审校。）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累了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这个传统文化？这在理论上是早已有坚定共识的，那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根据这一共识，或者叫方针，五、六十年来，专家学者只做了两件工作：一是评估，二是考证。在众多的人（包括我自己）看来，这两项工作必须要做：你不评估，怎么知道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你不考证，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大家认为，评估与考证具有前提性，必须先解决了前提的问题，才能谈到古为今用。
那么，评估、考证了五、六十年，前提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解决。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得不出统一的结论。有时候好像有结论了，但“运动”一来又什么都变了。
比如《水浒传》，本来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歌颂农民起义英雄人物的，好得很；可是在“文革”中，它却变成了一部宣扬投降的书，以致于掀起了一个“批水浒”的运动。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关于其生平，目前有争论。但施氏生于元末明初，曾经活动于杭州等地，已达成共识。《水浒传》是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由施耐庵等在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等著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该书描写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的情景。
又比如杜甫，本来被评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人还称他为“诗中圣哲”，可是后来这个人又写了一本书，把杜甫描写成一个顽固而反动的老地主。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唐代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藉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有许多优秀作品 ，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
反之，本来被批判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李贺、李商隐，却被说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思想到艺术又都好得不得了。法家与儒家，本来似乎人们看好儒家，而认为法家是为封建专制